曾永昌

21世纪已经步入地缘政治世纪。上世纪70年代，邓划清毛前30年界限，和美国“结婚”。2019年，中美“离婚”，中国又重回到前30年的环境。之所以如此，土地财政政策取向应是原因之一。

土地财政政策反映的是两种发展模式的分歧。中国1989年正式招拍挂土地，初心是解决吃饭财政问题。随着财大气粗，中国认为自己正在全面超越走向衰落的美国。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也搞过土地财政，但早在1862年就用税制改革代替土地财政。美国对中国土地财政不以为然，中国则反感在国际舞台上处处受制于美国。有些专家则拿美元、美军、美债、美股为代表的美国霸权欺凌中国说事。其实，中美根本的差距是发展原创驱动力的差距，中国投资驱动型、出口驱动型、房地产驱动型发展模式，无法与美国的创新驱动型、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匹敌。

差距在根子上，中国要想具有像美国那样完全依靠自己凭空想象、独立开发研制一个全世界本来不存在的科技，并成功转化为一个新产业的能力，就必须从人才、文化、制度战略层面入手突破，仅仅靠土地财政、市场换技术、剽窃加山寨、重金挖人才，根本就支撑不了大国崛起。

理论界以土地财政作金元宝

不过，中国依然在21世纪迷上了土地财政，并将1989年前后的“搞点钱”解决吃饭财政的版本，演变成为而今的大国重器甚至基本国策。2017年《“土地财政”让中国崛起完成了原始积累》（赵燕清，简称新版）刊发，就是一部与资本主义土地财政对抗的理论。不过，《新版》走红之日，也就是中国与世界渐行渐远之时。

《新版》认为：“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中国重建“计划经济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的“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利用“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让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和“不同于西方靠殖民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基础”，并赋予土地财政作为人民币的“锚”印钞，鼓励土地财政成为城市化的金元宝，超前“大修高铁、机场、行政中心”，让“成百上千的城市排山倒海般崛起”，支持土地财政“巨额补贴”中国制造，以确保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打败美日欧企业，让中国“产品横扫全球，成为与列强比肩的资本强国”“借助土地巨大融资能力”“执行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引领新一波世界革命。

土地是资源性资产，但凡搞土地财政都是短平快的，不可持续的。实施《新版》五年，尽管中国楼更高，路更宽，绿水青山更多，高铁高速更四通八达，政府机构更发达，扶贫攻坚更大方，C919、芯片会战更得力、航母军舰更造得多，但负面东西也增多了。而今，社会一切向钱看，全社会所有环节都在负债，城乡、工农关系失衡，贫富悬殊超出预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过剩、经济泡沫日益严重，财政供养人口则成倍攀升。如今，土地招拍挂大量流拍，国家土地“信用”评级也丧失殆尽，各级政府则开始陷入财政危机，经济大盘在下沉，正所谓欲速不达。

《新版》错在立论不够严谨。现在既要看到经济做到世界第二大，敢在世界说硬话的一面，但也要看到拆东墙补西墙，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这些方面都相对变小的一面，强行把自由竞争市场的“融资”“信用”理论塞进政府垄断市场维持自信，必然适得其反。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什么，《新版》说“是融资而非收益”，但在地方政府眼中就是收益而不是融资。但无论融资或收益，打土地主意都是错的。中国的耕地资源十分稀缺，做不到牺牲耕地换发展。土地国进民退，农村留守人员非老即少，几亿农民工没有医保、社保，做不到恒产恒心。城市化、房地产、基础设施、实体经济、文旅经济、开发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大多发展过了头，做不到以地生财包赚不赔。

透支未来带偏了发展方向

中国果真如《新版》所说“创造了一个比西方国家效率更高的融资模式”吗？其实，“高杠杆、高地价、高房价”野蛮扩张；用“买爱国房”、挖空“六个钱包”，再拖丈母娘赞助做大消费；强力管制市场，限涨、限跌，限购，发住房补贴，允许国企团购，这种全凭领导批示驱动的市场不能妄言效率。地方诸侯的“融资”乱作为无以复加，如果效率高，还用得着“三条红线”吗？

土地果真成为《新版》所说的“中国城市化的最初信用”吗？平心而论，那就是强拆强征的城市圈地运动信用。一个政府说了算，想拆就拆，想征就征，想限就限，想作弊就作弊的房地产市场，谈不上信用。

《新版》还说“中国城市化快速启动”是拜“城市土地国有化所赐”，但实际上是拜房地产投资品市场所赐。在一个5000元（人民币，约1000新元）以上月入的人口不足7200万人的国家，搞“投资品”大跃进，城市拆了建，建了拆，摊大饼，挖空了中小城市人口，做穷了县城和农村，扩大了工农、城乡差距，财政获了利，政府、房企、社会背了债，最后扔给金融买单，必然欲速不达。现在人口暴跌，今后很多城市可能变成鬼城。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基础设施寅吃卯粮，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后，国家养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维稳、军费就都成问题了。房地产的繁荣是炒房客、少数富人和外国资本的成就，这不是中国应该要的。

《新版》还说土地财政的补贴让中国制造成为“产品横扫全球，与列强比肩的资本强国”。但事实上给中国制造的巨额补贴，不仅没有让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最终打败美日欧企业，还引发了史无前例的中美贸易战、脱钩、断供，以及地缘政治大博弈。中国用高杠杆、高地价、高房价、高债务最终换来的最高年份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就是美国的三分之二，而且现在随着经济大盘的下沉还得缩水。

一个国家财政拮据固然不行，但用透支未来的办法则断然不可。而今，《新版》已经被经济的实践证伪。鉴于《新版》带偏了中国发展方向，当下中国应该总结经验教训，重建改革开放理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作者是中国四川退休经济学者，研究员

现在既要看到经济做到世界第二大，敢在世界说硬话的一面，但也要看到拆东墙补西墙，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这些方面都相对变小的一面，强行把自由竞争市场的“融资”“信用”理论塞进政府垄断市场维持自信，必然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