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专栏

根据经济史学家的计算，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不久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约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比当今美国的占比还大。然而它的产出几乎全是维系农业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所用的技术也都是相对于传统经济已臻完善、再无发展余地的。于是，在蓬勃的工业革命推动下，西方工业化生产力很快就将中国远远甩在后边，开启了中华民族艰难的追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面要忍受“百年国耻”，一面要在文明和社会形态上进行艰难的脱胎换骨。但物质意义上的“富国强兵”一直是不变的主题和追赶的核心。

历史上失败的弯道超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实现了政治整合后，雄心更大了——不仅是“赶”，“超”也提上了日程。改革开放前，大陆政府领导了两次硬性弯道超车，但都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大跃进是企图在经济建设上，在很短时间内“超英赶美”。文化大革命则企图在精神世界上远远抛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腐朽堕落，使社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比如毛泽东的“斗私批修”和当时流行的“狠斗私字一闪念”，都是为了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二者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太落后，物质基础太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补课资本主义，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和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办法，来迅速打下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毛时代的“精神原子弹”被撇在一边，经济增长是焦点，赶超也集中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对比上。于是，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的名义GDP即将超过美国（据有的计算，购买力平价GDP已经在2014年超过美国）的说法，令中国国内一派欣喜，在西方则是一片恐慌。

大陆政府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发展理念转型的完成。总结起来，促使这种转型的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即将到来的老龄化，以及几乎在所有主要自然资源上的人均拥有量，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很难追上美国的人均GDP。第二，资本主义现代化，除了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外，又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的新问题，如网络和产业链安全、气候变化、环境资源退化、低生育率、老龄化、心理疾病流行、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身份政治等等。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赶超的对象——美国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使大陆政府感到有方向上调整的必要。

新自由主义的末路？

199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克林顿团队在总部挂出一个传世标语：“关键是经济，笨蛋！”它昭示了一个事实：在美国这个经济全球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民生的不安仍然是政治头等大事。根据美国CNBC在2016年的一则报道，在这个物质财富极丰富的超级大国中，每晚仍有十分之一的人饿着肚子上床。美国农业理论上的生产能力，是足够填饱全世界的肚子的。也就是说，美国缺乏的不是物质财富。

还有其他现代化的疾病也看不到扭转希望：社会撕裂、政治动荡、精神空虚、吸毒、酗酒、暴力犯罪、贫民窟、无家可归、种族歧视、家暴、高离婚率、单亲家庭、黑社会火并、缺少基本医疗服务、高失业率和生活压力，以及日益极端的贫富差距等。美国连续数年平均寿命缩短，政治极端化，决策机制在党争中几近瘫痪。这些令中国望而却步，也给中国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使中国的GDP达到美国人均水平，也就是说在总量上远远超过美国——至少是它的四倍，但仍有十分之一的人口（1亿4000多万）每天挨饿，那追求经济增长、争世界第一真的那么有意义吗？

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侵蚀也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文艺界的大腕、企业界的大款、政界的大官和黑社会的大佬自我膨胀，挥金如土，视人民为草芥。整个社会风气受“赌场资本主义”的影响，浮躁浅薄，急功近利，良知泯灭，道德沦丧，传统美德没有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勤劳节俭，艰苦奋斗，诚信忠厚，率真直言等传统美德，成为“傻瓜”和失败者的象征，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是为成功之道。

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在学美国，基尼系数也已经非常接近美国了。中国的亦步亦趋相对于东亚发达国家尤其明显：失业恐惧下的超时加班、生活压力下年轻人不婚不育、大规模独居人口、孤独死、人口缩减、家庭和人际关系淡薄、网络诈骗，还有一波波青年流行现象——网红、饭圈、佛系、躺平、娘炮、摆烂等等。很明显，物质生产力的发达不见得能提高生活质量，反而可能导致社会的病态和退化。在联合国的幸福指数中，中国在1990年代末达到顶点，从那以后一路下坡，尽管经济总量在此期间翻了10倍。

中国过去70余年的经验表明，脱离物质基础搞“精神原子弹”不行，只追求物质财富或GDP增长也不行，中国赶超的历史逻辑，是要做到物质与精神财富尽可能完美地结合。在40余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社会主义还远没有。

赶超理念的嬗变

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超越，是使中国能够在比美国低得多的人均GDP水平上，做到所有老百姓都吃穿不愁、安居乐业、充分发挥潜能，并能远离现代化疾病。

大陆政府二十大表明中国的赶超不再集中在经济领域，而是全面的，即大陆政府所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大陆政府说自己“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并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这种大气和雄心前所未有。虽然“两大奇迹”有目共睹，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否已创造成形、民族复兴是否真的不可逆转，尚未有定论。

前所未有，前途未卜

有信心可以增强“斗争精神”，但“实事求是”的品质更可贵。脱离GDP主义是个根本性转变，但也转上一条未知的道路，有许多艰难险阻要克服，光靠信心和斗争精神是不够的，有回归“精神原子弹”之嫌。

首先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剧变。中国经济起飞是在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取得的，外资、外贸、国外先进技术、教育和培训资源等等都对中国敞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对等开放和不平等贸易政策比较能容忍，周边安全稳定。现在中国被它们打入另册，遭遇新冷战的压力和技术封锁、贸易投资上的歧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受到针对和围剿。

其次，国内面临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问题。中国经济起飞得益于一大批市场主体和推动者同时崛起，民企、外资、港澳台来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地方政府之间的攀比、竞争和制度政策创新，体制内精英下海经商，农民闯荡大江南北甚至海外，平台经济的创新等等。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的普遍短缺，也是市场化发展的有利条件。现在一切都变了，短缺变成过剩；第一代农民工与后代民工的行为模式很不相同；知识界要么万马齐喑、要么鹦鹉学舌、要么锣鼓喧天；资本家惶惶如丧家之犬，要么移民、要么躺平；地方政府不作为，照章办事而已；外商再也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了。

其三，二十大的列宁主义路线是否可行还是个问号。简言之，这个路线就是用一个好党来带好一个社会，用中国的成功来示范世界。大陆政府很快就会有1亿党员，相当于埃及的人口。他们都是手握大权或在社会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在“权力致腐”的铁律下，不可能指望他们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就像石头总往山下滚一样，腐败和滥权是定势，反腐则是推石上坡，这是无论怎样“全面从严治党”，都改变不了的人性现实。如果党组织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都全面恢复微观统治，就可能大大压抑市场和社会活力。这里须要全新的思维，开辟全新的道路，朝建设社会的而不是党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总之，二十大提出的庞大纲领许多都是愿景，颇有理论洞察力，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大陆政府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不全面，比如上面第二条提到的因素，几乎都没有包括进来，同时对经济奇迹与党内存在的大面积腐败关系，也没有给出合理解释，笼统地讲党的领导，无助于思路清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中国过去70余年的经验表明，脱离物质基础搞“精神原子弹”不行，只追求物质财富或GDP增长也不行，中国赶超的历史逻辑，是要做到物质与精神财富尽可能完美地结合。在40余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社会主义还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