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零”与“开放”的意见分歧，其中年龄成为明显的分界线。以在职人士为主的年轻群体成为开放的主要倡导者，以退休人士为主的年长族群则大多继续捍卫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特稿

黄小芳　

北京特派员

34岁的陈萱雅（受访者皆化名）坐在成都的家里看着卡塔尔世界杯直播，眼里满是羡慕，在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下，大批观众不戴口罩自由活动的场景，像是另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世界；但在68岁的李英看来，国外人挤人不戴口罩的画面，就像灾难片一样“太可怕了”。

中国新一波疫情进一步加剧民间对“清零”与“开放”的意见分歧，其中年龄成为明显的分界线。以在职人士为主的年轻群体成为开放的主要倡导者，以退休人士为主的年长族群则大多继续捍卫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中国首都北京11月19日和20日相继出现年长者死亡病例，在网上掀起讨论。三起死亡病例年龄为87岁至91岁，三人都有基础病，其中一人小脑萎缩多年，另两人在确诊前生活已不能自理；不少年轻网民质疑，为了保护少数高风险群体而牺牲大部分人的人身自由和国家经济是否值得？

陈萱雅（设计业者）在看到北京死亡病例消息后也产生疑惑。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直言：“有基础病的老人确实需要保护，但这群高风险人群如果得到普通的发烧感冒也可能过世。而且他们只是少数，一般人在疫情中的牺牲肯定是不成比例的，比如其他因疫情耽误治疗的人，如果因防范冠病而导致有其他疾病的人死亡，那防控有什么意义？”

年轻群体直接感受经济疲软冲击

相较于已经退休，并有固定退休金的年长者，仍在就业的年轻群体更直接地感受到经济疲软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防疫政策带来的冲击。中国青年失业率截至9月仍处于17.9%的高水平；多地在疫情下启动线上学习，也增加了不少年轻家庭的育儿压力。

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马麟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年轻人在封控下受到较大的冲击，是一个常见的趋势，目前欧美研究显示进行实体工作的蓝领族群和在一线服务的年轻人受到的冲击最大。

欧美的封控措施大多只有几个月，中国的严格防疫措施持续时间较长，对年轻人的长远影响预计会更大。

陈萱雅的收入未受疫情直接影响，但她认为疫情打乱了她的人生规划，使生活陷入被动。

她今年刚刚注册结婚，但由于丈夫家人在国外，她迟迟无法出国和他们会面，婚礼日期也因此定不下来。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她也暂时搁置了生育计划。

她说：“以前我想去哪里，马上就能去，现在这变成比登天还难的事……冠病的杀伤力越来越低，国外都当作普通感冒了，但中国的防疫措施却越来越严，这一点让人很不解。”

受访退休人士：个人健康安全最优先

不过，李英看到的却是很不一样的现实。李英住在北京朝阳区，过去一年来经历的封控措施不比陈萱雅少，但这并未动摇她对动态清零政策的支持。

李英已退休13年，疫情期间每月数千元退休金并未受影响。

人身自由对她来说是个模糊的概念，她只坚信，个人健康安全必须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整体社会合作保护最脆弱的年长群体，是“民族应该做的事”。

李英健康情况良好，但在社区里时常接触八九十岁身体虚弱的居民，冠病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地展现在她面前。

在访问过程中，李英无法说明冠病病毒对人体带来哪些危害，但一谈到社区的防疫措施，她便能仔细地阐述社区里哪天消了毒、哪个小区很快地通报了病例；被不少年轻人视为枷锁的封控措施，反李英倒令她觉得更安心。

她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走路不太方便，也不太出门，反正他们也担心疫情。我们楼群里的老年人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如果国家政府有什么新的消息，就会相互通知。”

学者：出现代际分歧原因是生活与认知落差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张执中分析，中国大陆民间对防疫政策的代际分歧，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年龄层出现认知落差。

他解释，年轻人的资讯范围更广，有更多机会接触国外的讯息，就更容易质疑严格防疫的必要性。年长者本身面对的冠病风险较大，原本生活中的活动范围也较小，因此封控对他们的影响较低。

中国官方坚持动态清零的核心理由是，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高，疫情的大规模传播可能导致老年人群和有基础病的人群，出现大量重症和死亡病例。

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3.5%。

张执中指出，官方以保护年长者为由坚持推进动态清零，这种论述将造成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立场的对立。但大多人家里都有年长者，年轻人不会直接以年长者作为反抗对象，最终还是会把不满情绪指向官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