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久前在社交网站Truth上对总统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展开猛烈抨击,并依旧大言不惭地声称“我们将扭转乔·拜登制造的每一场危机、灾难和不幸……以结束我们国家遭到的破坏,完成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未竟事业。”
但从特朗普近来在竞选活动上的各种发言来看,他依然没有搞明白如何才能完成“这一未竟事业”?笔者早在2021年3月30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就撰文《再论中西方经济竞争之道》指出,美国之所以出现政治衰败、社会极化分裂,且在今日经济全球化竞争中渐处下风,背后原因之一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大行其道的“新制度”及所谓的“进步文化”——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更令人沮丧的是拜登也显然不知症结何在。尽管他在去年圣诞节讲话中呼吁要消除“污染美国的政治毒素”,但对“毒素”是什么却不甚了了。对此笔者在2月27日撰文分析指出,这一“毒素”其实源自美国乃至西方文明内部,并与“分解一切现存结构”的后现代主义与宗教虚无主义息息相关。
如果美国人依然坚信父辈曾尊奉的《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著)可以完美诠释美国民主与自由何以伟大,何以拥有如此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再认真检视一番今日的美国,不难看到该书所提的保存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优良品质,已经所存无几。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托克维尔视为民情的重要来源的基督宗教信仰,早已支离破碎。正如托氏所言:“美国民情表现的极端严肃性,首先来自宗教信仰”(民情的重要性在托氏看来甚至要远超地理位置和法律)。
芝加哥大学学者戈泽宁曾写道:“当人们把上帝逐出他们的思辨过程之后……对与错、美与丑,甚至性别,都成了相对的概念,于是精致而复杂的理论模型、抽象的宏大叙事、自以为义的道德自恋等等,成为现今学术界、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主流,并在通往集体主义的道路上狂奔。”宗教信仰渐趋虚无,在政治上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两党之间连基本的民主妥协与共和精神也付之阙如,因为宗教不再为人们提供普遍的价值观,也不再让人们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免于争论了。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一点对共和政治至关重要:“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托克维尔甚至还像预言家一样精准地指出:“当宗教在一个国家遭到破坏时,智力高的那部分人将陷入迟疑,不知所措,其余的人多半要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每个人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只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他们不是保卫不住自己的正确观点,就是把它放弃。于是,他们因为无力自己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而陷入绝望状态,以致自暴自弃,干脆不去想它们。”(《论美国的民主》)
看看今日美国两党的极化分裂和美国作家詹姆斯·万斯(James David 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中,底层民众如何绝望挣扎就能知道一二了。
宗教信仰缺失后果严重
简言之,正是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严重缺失后,两党的共识才会急剧减少,几无基本的默契与忍让包容,而是相互倾轧,无所不用其极。更可怕的是一旦上帝缺失或变得模糊不清,则双方都难免有所僭越而自视真理在握,以舍我其谁的“救世主”自居,拼命贬损、诋毁对方,甚至不惜散布虚假消息以造谣抹黑对方。
例如民主党发起的几次弹劾,明知在参议院没有通过的可能,也要死缠烂打,就纯粹出于搞臭羞辱对方以泄私愤。当特朗普发表完国情咨文后,时任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当众撕毁演讲稿复印件,并斥之为“一个肮脏的演讲”。当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列出经济成就时,以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为代表的共和党人也面无表情,无人鼓掌。两党之剑拔弩张可说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托克维尔当年访美时所赞许的党派间的克制、审慎、求同存异、对事不对人等宝贵原则,皆已遭无情践踏。双方甚至连起码的外交礼仪和脸面都不顾而杯葛不断。医保、建墙、黑命贵、性别议题、反复弹劾、摇摆抗疫、选举舞弊闹剧以至于冲击国会,这一切乱象难道不是民主正在走向混乱、分裂乃至崩溃的前夜吗?难道还不能让美国人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反思?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已然错失千载难逢的内部纠错良机,拜登政府现在所做的一切不也是在步其后尘吗?双方都把美国衰败的责任归咎于对方,而无视美国社会、美国精神中出现的深刻问题。环视两党政纲皆乏善可陈,亦皆所托非人。这才是两党之耻辱,才是美国之衰败!但这又何尝不是西方文明滑落夜空,走向没落的一种征兆?
但正如笔者多次撰文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政治机制依然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切莫过早下定论,切莫过早错估形势以免误判。某种程度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今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实际上也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未曾遇到的一个大变局,是自电视、电脑、网络资讯、人工智能,席卷一切传统领域与认知后,一个攸关人类未来命运的挑战!所以切莫隔岸观火,而毋应尽早合作,共同应对、化解之。
简言之,后拜登时代的美国依然须直面如下痛苦的问题,并予以深刻反省:
阻碍美国恢复昔日荣光的是什么?面对宗教虚无主义如何正确应对?美国还能像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那样,虚心诚意、审慎理智地正视自身问题,大胆反思并勇于进取,敢于迎接挑战、刮骨疗毒,就像战后的日、德两国一样浴火重生?美国还是当年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期许的那个“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的美国吗?还是富兰克林所期许的那个共和国?还能找到昔日那种虔诚、勤俭、审慎、反省并勇于挑战自我、超凡脱俗的宝贵精神,并重回古典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吗?回到托克维尔所热情讴歌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一个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社会中吗?回到那个曾经的民族大熔炉吗?
一言以蔽之,美国还能再次伟大吗?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博士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