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议3月1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在前一天，印度政府公布了去年10月至12月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印度实际GDP增长6.7%，按美元计价的2022年名义GDP达到约3万3800亿美元（约4万5500亿新元），超过前宗主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五位，达到日本的八成、中国的约六分之一水平。

对于印度的发展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做出了乐观预测，认为2023年以后，印度仍将保持6%左右的增长。按照这种发展势头，最早于2027年，日本和印度的GDP将发生逆转，有望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IMF这一预测并非没有道理。印度的人口已在去年超过中国，跃居世界第一。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显示，相对于2021年达到顶峰的中国，印度人口在2060年之前将持续增加，达近17亿人。

人口无疑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就曾明确提出：“人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筑起来的上层建筑。当我们预测未来时，首先设想的是在预测的时间段里，作为基础的人会是什么样？他们在数量和质量上会发生哪些变化？以预测时点的人为基础，思考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打造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经济问题。”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红利周期时，只要政策得当，几乎都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周期，这就是我所说的人口红利大周期。关于这点也得到实证数据的有利支持，经济学家胡鞍钢给出的数据是，日本的人口红利阶段为1955年至1995年，那恰好是日本快速发展的40年。同样，意大利也如此。胡鞍钢的数据还显示，意大利的人口红利阶段为1975年至1995年，那也是意大利快速发展的20年。在这一点上，中国亦然。

除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因素外，自然环境、因制度而形成的与西方世界的融洽度、语言、地租成本及庞大的国内市场等方面，印度都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此外，它还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外部环境——中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所引发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化，都让它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

未来10年，如果印度能够自我改进、自我完善，能够提供公共产品如：更为开放的政策、良好的基础设施、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为主体的优质劳动力供给市场、廉洁高效的政府、公正的法制体系、稳定的货币政策，将确保印度在2020年至2040年，迎来它发展的黄金20年。

但印度也并非没有制约因素。譬如，过早民主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及由此带来的过于注重分配的民粹意识，都会制约它的发展。尤其是这个国家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意识下，所形成的政府干预和管制传统。

印度行政效率低下，早就是世界公认的，这一点在港口事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印度政府内具有管理港口职能的单位就超过20个，另外还有40个机构和部门有辅助监管的权限。可想而知，这么冗杂、臃肿的监管体系，决策不仅无力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推动港口发展，反而由于扯皮、推诿，经常导致政策失当、监管不力、行政效率低下、运营标准难以统一等问题。

此外，联邦制的缺陷，也导致印度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壁垒，严重制约了印度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物流现代化改造的推进。另外，顽固的种姓制度、宗教矛盾，也是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制约因素。正是受制于这些因素，可预期的是，未来印度经济会得到大幅增长，但却难有过去日本、韩国和中国那样的高速。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除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因素外，自然环境、因制度而形成的与西方世界的融洽度、语言、地租成本及庞大的国内市场等方面，印度都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此外，它还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有望于2020年至2040年，迎来它发展的黄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