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

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但显然已经成为北约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及综合能力较量。美国及北约不可能允许乌克兰战败，或丧失击垮俄罗斯的历史机遇，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失去对这场战事走向的主导权。有分析认为，俄乌战争结局可能会是：一、普京政权被终结，普京被追究战争罪行；二、俄罗斯作出战争赔偿；三、俄乌疆界至少退回到2014年3月之前。

无论如何收场，俄乌战争的结束很可能启动包括联合国机构改革在内，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下一个全球时代。全球治理变革时代的到来，不会以一国或者少数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中国是否已经为迎接下一个全球治理时代的来临做好准备？

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一场战争之胜负，军事力量并非绝对因素，人心与道义向背才是关键。俄乌战争将再一次向世人证明，高压与暴力绝非取胜之本，而恰是灭亡之道。类似莫斯科及平壤现有政权，不可能具有可持续的政治生命力。

俄乌战争已促使美国强化盟友的整体军事反应与未来战略协调能力，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综合军事响应能力，发生重大升级。尤其突出的是，明确战略意图，谋求通过乌克兰战事钳制并击垮俄罗斯，针对台海局势作出系统预案，着眼于重组未来全球治理体系。这一系列变化将使中国的发展与安全，面临新的重大结构性挑战。

笔者主张，中国当下对俄政策，应致力于联合美欧终结普京政权，解体俄罗斯，与美欧召开包括联合国机构改革在内的国际和平会议，争取索回历史上由沙俄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这当是中国现下应取的对俄政策关键大略，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事关民族崛起的重大历史机遇。

中国须在国家治理与对外国家关系发展理念和行为方式上，深化进行更务实的自我革命，不应局限于在国内政治视野下的治党、治军及社会治理变革，应当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两手抓，以提升主动参与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秩序的国家能力，建设迅速处置全球剧变带来国家发展和安全，以及民族崛起的一系列重大挑战的应对能力。

大陆政府十八大以来，以执政党及国家名义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与发展的“自我革命”举措，反腐、军改、政府机构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在对外发展及国际视域上，倡导“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硬回怼美国，营建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滚石上山等铮铮作响的社会改革环境。这些举措与理念，相比于大陆政府成长历史上屡屡专注于搞阶级（人事）斗争，更加重民生，接地气，国家治理与发展能力，呈现出一个历史性新貌。

1945年7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就组建联合政府陷入谈判僵局之际，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五名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到延安考察。黄炎培说，一个人及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起与灭亡都只是一会儿的事），很难跳出这个兴亡周期性历史规律。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大陆政府）可以跳出这个周期律，已经找到新路，那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有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自我革命”看不到终点

大陆政府二十大报告写道：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但“自我革命”绝不意味着可以今天革一刀，明天革一茬，以至于不得不“永远在路上”。譬如反腐，腐败者前仆后继，反腐者前赴后继，鼠与猫对峙旷日持久，甚至老鼠还不能及时被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是老鼠自首才得以归笼。若此“永远”，是国家人力财力乃至整体发展能力的巨大糜费，也无益于积极升格国家全球竞争及领导力。惟有从国家治理建制上直接铲除导致“病毒”及老鼠滋生繁衍的基因（不能腐），才是“自我革命”成功的不二途径。

综观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得失可鉴，权力分配与制约，恰是国家治理最有效的自我革命机制。意识形态差异只是一个假命题。人类社会的差异主要源于在早期交通、通讯阻隔的历史条件下的地域性认知与发展能力。随着交通、通讯联系的日益紧密，全球间的认知差异正在全面消失，认知与发展能力差异将主要表现为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间的差异，而不是所谓的多元特色与整体化之间的对峙。

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政治、社会治理一体化，不依科学和规则为基础的多元政治，不可能是未来全球治理常态。在政治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个人威权政治都必将让位于科学与规则，让位于朴素的全民共享、人人机会均等的政体。

在国家间综合发展能力不平衡、关系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国际大环境中，任何过分强化个人非职能权威的举动，实际上都将增加一个国家的发展障碍，不利于国家政治体质健康，及与他国关系的有效建立。《道德经》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可有意标榜，人为树立，而使人们不务实际、争名逐利，以致害国误民）。

国家治理优化必须遵循普遍性的生存和发展法则，不能依凭于个人主观认知与利益需求。任何对个人认知能力或思想揠苗助长的行为，最终只能被书写成祸国毁己的负面史迹。只有将国家治理重心“向下”平移，切实归置于国民中间，而非相反地，不断通过权力及文件，强行将个人置于人民仰视的酸脖子之上，才是真正“人民至上”的践行。

国系人人，人人系国，才是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可持续根本保障。诸如平壤政权这般尽行与人民及国际社会发展主流相悖逆，却想通过穷兵黩武的恐吓，谋求持续的政治安全，自然是痴人说梦。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应当是众多一流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及各技工匠蓬勃涌流的国家。惟有百花竞放、百家畅言、百业蓬勃，才能民强国富；任何领域或形态的垄断，都必不利于人旺业兴。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论语.为政》篇，意思是去限制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思想和言论，于国家发展十分有害）。任何在政治、思想、金融、商业等领域的垄断，势必损伤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中国实际上有许多可以成为行业巨人的人，但目前很难出现真正的巨人，因为他们的全部激情还不能充分自由地释放。

“自我革命”意味着跳出传统思维，有效处理与构建良善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国目前有关全球发展与安全的政策及主张，还不够以全球视野为依据的现实性。从中国未来发展与安全视角，应当寻求使中美、中欧间的整体关系可持续转暖，应当有效处理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及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之间的政治、外交与军事关系。核心是达成政治互信，政治是否互信是一切问题的源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自我革命”与民主监督并非两个不同解答，而是在同向社会治理要求下的不同效能要求。民主恰是可持续进行“自我革命”的前提与基石，没有根本性的民主决策与权力制衡机制，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的“自我革命”；不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基石的“自我革命”，也必然不彻底。“自我革命”的核心指向，应为是否具备国家民主治理建制。

作者是北京国情国策研究机构学者

“自我革命”绝不意味着可以今天革一刀，明天革一茬，以至于不得不“永远在路上”。惟有从国家治理建制上直接铲除导致“病毒”及老鼠滋生繁衍的基因，才是自我革命成功的不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