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估计新加坡政府不仅在地缘政治之中要强调不选边，对于文化认同，它会有更多顾虑和戒心，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被人贴上亲哪一边的标签。现在物转星移，新加坡在华语世界里，要想扮演积极的角色，挑战更大。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者曾昭程博士去年11月在《联合早报》副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大陆是漂浮的岛屿——新加坡、1990年代与王安忆南来寻根之旅的启发”，通过学术研究，对当下新加坡华文华语的境况进行深刻的反思。王安忆是中国上海知名作家，父亲王啸平担任过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王啸平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活跃于新马戏剧界，1940年离开南洋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之后长期在中国生活，经历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文革，离家半个世纪后才回到南洋。

中国把王啸平看为“归侨”，而昭程提出把王啸平看作“离散的新加坡人”。他也从王安忆的小说和她1991年到新加坡参加《联合早报》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展开的寻根之旅，把新加坡重新放置在当年全球华语世界的时空里。昭程提出：“回头对比，新加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世界里却占据相对重要的文化位置。面对目前边缘的处境，新加坡如果想在华语世界中重新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除了顺应国际局势，下来可以考虑在观念上做出怎样的调整？”

昭程的问题有个“如果”。我们首先得假设新加坡希望在华语世界中重新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才能谈到在观念上做出调整。这是个要求有视野与自信的大题目，牵涉的不是华文教学的问题，也不单是文化的问题，它与国内外的环境、地缘政治变化也密切相关。

跟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起来，本地与华族文化相关、颇有规模的机构增加了——单是大学的中文系和研究中心等就比当时多。政府也鼎力支持华族文化中心等机构，但是我们似乎没有看到新加坡有想要主动在华语世界扮演角色的宏愿。我们更多看到新加坡的“守势”，华族文化相关机构，很大程度上在设法从顺应本地年轻人水平和喜好上去开展活动，着力于采用新颖的手法吸引本地年轻人的眼球。同时，他们也强调和维护新加坡自身华族文化的特质，较少讨论文化蓝图愿景。

即便是眼下世界各地的资金和人员大量流入，外国媒体聚焦新加坡之际，新加坡期冀的也是进一步加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研中心的地位。发展文化，是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因应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重视文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巩固国人对国家的身份认同。主动为了积累与丰富多元来源的文化资本，促进思想交汇，恐怕不在规划当中，就更不要说想要在华语文化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了。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吗？民间可以做什么样的努力？昭程的文章提到1980、1990年代新加坡好几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包括新加坡广播局主办、在中国大学风靡一时的“亚洲大专辩论会”和“国际大专辩论赛”，还有已故戏剧家郭宝崑先生策划的戏剧营。郭生出生中国河北农村，十岁到新加坡，后来毕生致力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1987年年末，他聚集华语世界当时风华正茂的戏剧家，包括来自台湾的表演艺术工作坊总监赖声川、《绝对信号》的剧作家之一高行健、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余秋雨，以及香港“进念二十面体”的艺术指导荣念曾等，让他们在岛国相遇、撞击思想，也提高本地剧场人的眼界。

那是一个华语世界里，人们对文化诚挚和崇敬，文化还没有过度商品化、政治角力并不凸显的年代。我是那个年代的受益者，类似这样的活动还可以列举更多。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因为感兴趣而自行去报名参加这些活动。当时，我们能感受到中国经济虽弱，但是文化魅力无限。一方面，我们深切感受到处于中华文化边陲与中心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大气与不拘小节。当时中国思想界开放活跃，在它没有刻意要发挥影响时，最具影响力。当时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政治制度与环境各有不同，文化内涵与呈现的风格也各具特色，但基本上认同彼此同源，给予彼此足够的空间，平等互重，让大家更愿意去接近它。

现在的中国是强势的中国，不仅市场庞大，经济、科技、军事的力量都在上升当中，美国千方百计要阻止它的崛起，使得中国更有意识要去加强宣传。面对西方主导世界的话语权，中国高举旗帜，要“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政府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对外交流，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结合，与大陆政府的统战目的结合，明确要“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目前的国际形势和舆论环境，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氛围迥异，两岸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存在更多“政治正确”的考虑，而华人世界中本来存在自由、平等交流的文化空间同样也逐渐变样。新加坡国小，对于主权向来比别人更为敏感，加上种族结构的关系容易受到挑拨；作为一个国家，它也仍在慢慢建立自信的基础。这个时候，估计新加坡政府不仅在地缘政治之中要强调不选边，对于文化认同，它会有更多顾虑和戒心，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被人贴上亲哪一边的标签。过去，本地社会学者郭振羽教授从美国学者杜维明教授的“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进一步延伸，推动“文化中华”的概念，那实际是把新加坡包含在其中，因此新跃大学与《联合早报》每年还联办“文化中华讲座”，邀请不同地区的主讲者主讲不同层面的文化课题。处于边陲的新加坡在其中十分活跃。现在物转星移，新加坡在华语世界里，要想扮演积极的角色，挑战更大。

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我们无法预知。新加坡内部一个客观的现实：当年语文教育制度转变后，尽管华文走向式微的趋势显而易见，社会上不同领域仍存蓄相当数量能够讲华语的文化继承者。处在担忧母族文化消泯的逆境之中，他们感性而本能地捍卫与发扬文化，有的是倡导者，有的是践行者。这样的动力和情怀，在眼下一个务实理性的新的时代里也已经转弱。这样的底蕴和文化视野一旦失去，华语华文的世界在新加坡或会柳暗花明，但是到了另一村时，应该已是另一番风景了。

（作者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