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墙外

黄伟曼

到过马来西亚槟城旅行的人，或许曾有过这样的经验。上了德士后，给司机报上手机地图上的某个街名，对方却一脸困惑，仿佛街名是个完全陌生的名词。然后，司机总要花好些时间，才明白过来真正的目的地。

有一次上车告知司机，自己想去“惹兰甲必丹吉宁清真寺”（Jalan Masjid Kapitan Keling），好心又热情的司机开启了话匣子，给我说了槟城道路一长串的“易名史”，才知道原来自己要去的地方也叫“椰脚街”或“Lebuh Pitt”。司机说，在这座城市，一些街道名字改得频繁，不同的人因此对于街名有不同回忆，也因为这样容易产生记忆混淆。我也总算对槟城街道命名的乱象纷呈，有了多一点了解。

当然，网络私召车服务变得普遍后，在槟城打车就不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了。但有时候偶然想起这段旅游经历还是觉得有趣，毕竟许多时候官方对城市街道命名的态度，可以反映一个地方对街道文化与历史的诠释或尊重程度。尤其在多语环境下，街道命名的系统与规章，可以突显不同层次的内涵，包括历史发展与国家或地方认同意识。

最近，让我再次思考街道易名课题的原因，是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看到的一则贴文。贴文聚焦新加坡马来文街道的名字变迁，记录了一位马来诗人在参加东南亚建筑历史学者伊姆兰（Imran bin Tajudeen）教授的讲座后记录下的想法，转发在主张为少数族群发声的@minorityvoices平台上。

贴文提到，新加坡独立后马来文使用在一般公共场所逐渐消逝，希望促发民众思考：为一些地方重新取马来名或者是街道马来名的恢复（reclaiming），是否能给予马来语作为新加坡国语更实质的意义？

贴文中提到一些笼统的例子，包括红山地铁站为何取英文名“Redhill”，而非马来名“Bukit Merah”；相较“金文泰”（Clementi）这个英文名，“乌鲁班丹”（Ulu Pandan）这个马来名是否能更普遍被使用；福康宁（Fort Canning）“皇家山”的名称可否恢复为殖民前的“武吉拉朗根”（Bukit Larangan）等等。最后，贴文附上了政府大厦（City Hall）地铁站的三语（英语、华语、淡米尔语）站牌照片，建议站牌可考虑加上“政府大厦”的马来文翻译“Dewan Bandaraya”。

先不论这些提议是否经过历史的考究，尤其像“Dewan Bandaraya”如此陌生的翻译，对于增添国民对本土马来文化或历史认知是否有益处等，对于这篇贴文，网民的反应似乎是支持与反对参半。其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说，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社会，倾向给街道或地铁站取英文名是为了方便，也是为了扩大共同空间。

然而，纵观上述论点，不论是贴文作者或是提出反对意见者，似乎都有他们的盲点或对本地街道命名的一些错误认知。

近年来，像对于地铁站牌或广播，我认为官方对于呈现多语文或语言方面的姿态就已宽松许多。从过去政府总拘泥于以某种务实态度，来看待种种增添多语告示的诉求，如说告示牌设计无法容纳多种语言，或不管怎么做都无法满足所有族群等，到如今会从不同层面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不同民众，显示的其实是想法的进步，也体现了一个成熟社会对于多元主义的逐步理解与包容。

例如，今年9月，《联合早报》就报道，有关官方在碧山、勿洛、金文泰和欧南园四个地铁站的电动扶梯增设了方言广播，用福建话和广东话提醒年长乘客注意安全，让许多年长者倍感亲切。

因此，在街道、地方或地铁站命名的议题上，我们应思考的或许是，如何避免消极的“减法”思维，不要像槟城街道不断易名一样，造成人们的集体失忆与无奈，而是以积极的“加法”思维，去丰富公共场所中可看到的“多元”，不管是告示牌信息或更仔细的历史资讯。

在今年的作家节，本地新文潮出版社发表了由创社社长与总编辑汪来升主编的《我狮城、我街道》中文文集。文集受到《我香港、我街道》和《我台北，我街道》两本书的启发，收录了26位作家对新加坡街道的书写。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里邀请了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牛油小生，以散文刻画新马边境周边的日常情景，也收录了新加坡本土英文作家的翻译作品。例如，作家冯启明（Alvin Pang）就以俏皮、戏谑的语调，写他对加东这个有钱住宅区的印象，文章中一句“消费叻沙如饲养纯种马一般”，荒谬却又贴切，不仅让人会心一笑。作品与其他文章放在一起，也让人顿感不同语文节奏中微妙差异可产生的火花。

新加坡街道的书写应该不仅于此。相较香港与台北这样的华人城市，新加坡街道书写很大程度上会因不同群体对地方有不同记忆，而有更多的可能性。汪来升在主编手扎中就提到，希望有机会编《我狮城》第二辑，其中建议可通过“世界作家写新加坡”或“不同语言写新加坡”，继续记录这片土地，丰富海外读者对新加坡的想象。

我想这将是必要的功课，也期待下一本文集的出版。

作者是区域环保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Eco-Business）编辑部助理主任

在街道、地方或地铁站命名的议题上，我们应思考的或许是，如何以积极的“加法”思维，去丰富公共场所中可看到的“多元”。相较香港与台北这样的华人城市，新加坡街道书写很大程度上会因不同群体对地方有不同记忆，而有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