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作者： Andreas Sten-Ziemons

“我称之为机器人足球。”伊塞克（Lars Isecke）这样描述他在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中经常看到的情况。在那里，教练们经常要求反复演练：“两名球员面对面，在不改变位置的情况下将球传给对方。”

伊塞克是一名德国足球教练，在德国足协的青年部门和教练员发展部门工作多年。近年来，他担任中国足协教练员培训负责人。他说，“我并不感到惊讶，中国国家队中有些球员只能单方面传球，对队友没有了解，对空间、时间和传球位置没有感觉。”

然而，中国自有宏图大志--不仅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而且在足球方面也不甘为人后。自2015年以来，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全国性足球计划。在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国的足球雄心甚至被制定为国家级目标。这个目标的确非常励志：到2030年，中国男足应该成为亚洲一流；到2050年，跻身世界强队。

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男足在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中位列第79位，并且仅有一次机会入围世界杯（2002年）。今年，历史也不会发生改变，因为他们又没有获得卡塔尔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伊塞克经常听到这样的理论：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怎么也能找出11名天才球员来组成一支优秀的球队。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中国不缺钱也不缺基础设施，却并没有涌现几百万活跃的足球运动员，甚至几十万都没有，活跃的足球运动员仅有区区几千人。伊塞克从文化和社会寻找原因。

“学校系统不允许有足够的自由进行创造性的体育教育。仅仅是课堂时间就会从上午持续到下午。”伊塞克说，“这与数小时的家庭作业相结合，年轻人哪里还有时间踢足球！”据这位德国教练说，在中国，一群朋友或左邻右舍在下午或周末随时抽空踢个球都很难做到。

在柏林任教的德国汉学家、文学和语言学专家吕恒君（Hangkun Strian）同意伊塞克的看法。“由于中国的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儿童的日常生活压力很大。”她告诉德国之声，“在社会竞争中获得机会的唯一途径是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并考入精英大学学习。”因此，父母更愿意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例如上课后辅导课--而不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比如踢足球。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15年才有所松动。吕恒君认为这也有一些影响。“父母和祖父母往往对孩子过度保护。”她说，“根据中国古代传统，从事体育运动被认为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在足球运动中，受伤的风险很高。许多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冒风险特别谨慎。在中国，受欢迎的运动往往是那些安宁而和谐的种类，例如乒乓球或羽毛球。”

伊塞克指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在足球场上的另一个后果。他说：“”中国人在团队运动中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团队合作。”在中国家庭，一个孩子往往受到父母和四个祖父母的共同关注，可能会鼓励自私自利的行为方式。

还有另一种文化现象，也常常妨碍人们在足球场上自由发挥。

“在亚洲，人们非常害怕失去信誉和尊重。”伊塞克说，“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就会失去公众的尊重。所以与其做错事，还不如什么都不做。”伊塞克认为，这种心态在球场上产生了奇怪的后果。“球员们根本不想要球--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年轻人还是成年人。只要球队里有外国人，他们就把球传给外国人，并且总是不想它回传。”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数据，在国外踢球的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数量很少。其中，有17人在西班牙效力，但没有一个人进入最高级别联赛--甲级联赛。还有12人在葡萄牙踢球，其中4人效力于东方龙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成立于2014年，专门用来请葡萄牙教练培训中国球员。

共有10名中国球员在德国踢球，但没有一人进入前三级职业联赛。其中两名球员，王博文和李先成，在第四级联赛的云达不莱梅二队效力，但都不是常规首发球员。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足协和中超联赛的俱乐部都喜欢聘请外国教练，期待他们用专业知识帮助改善中国足球。尽管足协和俱乐部都舍得为此花钱，但是他们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外国专家很少参与制定通常由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批准的计划。因此，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这些计划中预估的人数，例如教练，与实际上可以找到的合格教练数量并不相符。

不过，伊塞克对中国足球正在发生的变化充满希望。中国足协开始专门征召一批前国家队球员，在明年对他们进行集训。其中有前德甲职业球员邵佳一，以及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踢球的前中国国家队队长郑智。从长远来看，这两名球员可以帮助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要满足中国的足球野心，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