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超过50年的统治，竟以惊人速度崩溃，让人难以想像，这就是曾用桶式炸弹轰炸平民、对儿童使用沙林毒气的政权。由“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新政权接管的叙利亚能得到和平吗？《联合早报》2024年12月30日社论《叙利亚走上漫长重建之路》，对内部派系、宗教与世俗冲突及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做了谨慎判断，认为叙利亚复原前进比较艰辛。这是否合理？亦是本文主题。

回顾过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指挥官苏莱曼尼，与真主党秘书长纳斯鲁拉多次访叙利亚，认为阿萨德政权的针对能力不足以维持稳定。两人之所以视叙利亚为关键，是因要规划出“抵抗轴心”（ 针对以色列及其盟友）的大战略。若叙政府倒台，伊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布局将遭重创，造成伊朗的生存防御成为问题。

两人对说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使哈梅内伊摒除顾虑而下令进行地面干预，保住真主党未来及伊朗区域影响力。伊朗不仅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还部署顾问和部队，并动员区域内的什叶派志愿军组成准军事部队支援。

俄罗斯则是另一个在叙利亚内战初期果断介入的玩家，并与伊朗、真主党密切合作，成功阻止叛军攻占大马士革等要地。2015年俄罗斯的空中行动扭转局势，助阿萨德重新掌控三分之二领土。俄军在拉塔基亚省设立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并维系塔尔图斯海军设施。对俄罗斯而言，海军基地是它在地中海的唯一前沿据点，不仅能支持在叙境内的行动，也方便向中东乃至北非地区投射力量。

然而，随着俄军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淖，叙利亚叛军乘势发起攻击，俄军的空袭无力阻挡，只能眼睁睁看着叙利亚政府军节节败退。现在，俄罗斯开始撤军，并拆除包括赫迈米姆在内的重要设施。

威权崩溃后更常维持威权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莱曼尼与纳斯鲁拉先后在2020年和2024年被敌军击毙，伊朗也无力直接补足真主党和指挥人手。两名军事将领都未见证伟大战略的落实，却先于阿萨德家族陨落。

早报对叙利亚能否走向和平的疑虑，其实与研究比较威权体制的观点相呼应。像著作等身的格迪斯（Barbara Geddes）就提醒学界，除了要研究“威权到民主”的转变，也须要关注“威权到威权”的路径。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为什么一些威权崩溃后可以走向民主，一些却不能？她发现，更换领导团体却维持既有的威权体制，才是更常发生的情形。她也强调，必须分清regime（体制）与ruler（领袖）的差别，即不能因一个独裁者下台或死亡，就等于这个威权政体寿终正寝。

格迪斯指出，人们还必须将威权政体内部细分，归类出次类型（subtype），即军事、一党专政、个人专制以及君主政体。她发现，其实只有25%的威权政体，在崩溃后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而50%以上不同类型的威权政体，在前任领导人死亡后，都很容易继续走向非民主道路。这里当中个人专制的失败，最容易走向新的威权政体，即新的独裁者或同一群精英可能改名换制，但实质上维持威权性质。

关键在于，若独裁者害怕下台后被清算，往往强力针对反对势力，因伴随大规模流血，更易催生新威权、导致军阀割据或成为失败国家；若能以非暴力方式转型，成功民主化的概率才会大幅提升。

就格迪斯的分类，叙利亚属于军事与个人专制的混合，军事受外国势力影响，个人专制何以造成高暴力的发生？另一学者甘地（Jennifer Gandhi）强调，个人专制往往缺少议会或咨询委员会等笼络机制，这些机制本来就是收纳反对派精英以及作为利益交换的平台。如果缺少这些平台，会让反对派没有选择余地而走向激进的抗争与革命道路。

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分支的阿拉维派，长期掌控军队与政府要职，令占多数的逊尼派回教徒感到被边缘化。缺乏“权力共享”的机制，增加暴力对抗的可能性，又少了外国势力援助使得军队溃败，也让推翻阿萨德后的叙利亚新政权，难以迈向和平与民主化。

（作者是马来西亚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