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界而言，重要的不是近年来美国政治暴力化的现象，而是本质性的、已发生的政治方向“总选择”，这对观察美国政治的未来更具指导意义。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着手撤销近80项“上届政府破坏性的激进行政措施”，签署一系列新的行政令，其中对移民的严厉打击与撤销部分气候友善政策备受瞩目。综览这一系列行政令乃至他的竞选纲领，可以说，其施政方向即是对民主党拜登政府的一次“总否决”。学界已有研究指出，近年来美国发生的“否决政治”与“钟摆政治”现象，与既往美国选举政治的周期性调整不同，政策周期调整的妥协与继承成分明显枯竭，调整的意涵更具方向性，更趋激进化。乃至特朗普签署的部分行政令，有逾越美国宪制框架的嫌疑，如终止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倡议便具有“违宪色彩”。

此次选举过程也可见政治斗争色彩明显加剧，俨然成为候选人之间的政治攻击闹剧，整个选举制度的严肃性遭受挑战；两党政治动员策略下，美国选举政治文化出现根本侵蚀；选举过程中蔓延的娱乐化色彩与特质，更是使整个制度架构的合法性面临祛魅，连带出现整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倒退（regression）。除此之外，两场针对特朗普的未遂暗杀行动，更是将政治暴力成分带入选举进程，也是对选举制度正当性的深刻否定。学界普遍看法是，这与美国的政治恶化、否决政治与钟摆政治现象相关。

一次政治方向选择过程

笔者认为，近年来美国政治剧烈波动、选举过程异常激烈，毋宁是证明美国迫近关乎国家前途的一次政治方向选择过程。在以制度合法性与政治文化大幅度败坏为代价的情况下，特朗普以普选票与选举人票双胜利，标识了这一选择的初步结果，而其施政纲领对既有建制派路线的总否决，无非是这一大选择的直接体现与延伸。重要的不只是他带来的“否决政治”现象，更要看到此现象背后已悄然发生的、关乎美国政治走向的“总选择”过程。

笔者曾言，民主制度不是用来做选择的，而是用来做妥协的，在根本上是对政策问题的一次妥协过程，磨合多数选民的共同意志。如果用来做选择，则即使少数人的意志也无法被多数人的意志所真正代表。因此，当民主制度是服务于国内政治走向的“总选择”时，整个选举周期的政治暴力色彩以及选后的政治激进化便不难理解了，因为少数无法在选择过程中被真正代表。对学界而言，重要的不是近年来美国政治暴力化的现象，而是本质性的、已发生的政治方向“总选择”，这对观察美国政治的未来更具指导意义。

如何理解此次的“总选择”过程？所谓“总选择”，即国家在权力基础上的大转移，以族群、阶级、种族等身份政治为识别，意味着国家的赋权来源发生了群体性的板块游移，牵动施政方向朝新权力基础的大幅度倾斜，由新群体赢取、掌握、开始利用权力的象征，并指导国家方向逐渐偏离旧的权力基础及其政策产出。

历史上有一个不甚恰当乃至有些许颠倒的例子：公元212年由卡拉卡拉敕令标识的古罗马之“总选择”。

古罗马之“总选择”的例子

罗马在本源上是城邦国家，以罗马公民权为标识，其权力基础在于罗马本城邦的公民，而其政治运行在于同属罗马公民的有产阶级（元老院）与无产阶级（平民保民官与军队）的博弈平衡。随着扩张的历史进程，罗马的政治统治逐渐覆盖大半个欧洲，其政治运行出现城邦政治架构与囊括几乎半个欧洲的统治事实的严重矛盾，整个政治制度设施明显“内嵌化”，这成为引发“总选择”的时代前提。是将罗马依据传统定位于城邦国家，还是依据政治现实定位于新的世界帝国？是将权力来源继续局限于城邦居民，还是辐射到整个统治范围的政治人口？成为此次“总选择”的关键，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敕令授予疆域内所有自由人以公民身份，标志罗马完成此次“总选择”，以世界帝国而非城邦国家作为自身的新定位。

美国政治近年来呈现的“总选择”斗争，也即作为美利坚民族主义国家的美国，与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之选择斗争。特朗普的胜出意味着仍然占美国选民多数的民族主义者，对全球化以来美国的“世界帝国化”趋向作了一次“总否决”，这与古罗马的“总选择”是逆向的。特朗普对全球化、全球议程、移民、多元主义所作的“否决”，见证了此次选择的意涵，即他所言的“拯救美国”，或者说，保卫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之纯正性。

这种对立可溯源至长期以来“两个美国”的对峙，即沿着堪称美国社会大分裂的地理标记——北纬39度43分的梅森—迪克森线（Mason–Dixon line）的南北政治分裂；两个彼此矛盾的“新英格兰”的分歧，即以资本主义式田园牧歌来诠释美国的“辉格传统”，还是大工厂的机器轰鸣作为“辉格传统”之分歧，而后者表现出对黑奴制的极度不宽容（阻碍劳动力自由带来的利润最大化）。两者的对峙最终引发南北战争，结果则将美国的权力基础奠基在包括黑人在内的全国政治人口上，并指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

自二战后，尤其是全球化进程以来，美国突出的发展趋向呈现出“世界帝国化”，以国家范围内的政治人口无法再支撑霸权基础，它的政治视野已远远迈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它的资源汲取也必须远超民族国家疆界的框限，这引动出美国权力基础的渐变。以其主导的“全球化”为标识，美国的“世界帝国化”进程，意味着对“全球公民”的高度开放，乃至对少数族裔的不当宽容，以最大限度的权力基础开放，来维系前所未有的世界帝国霸权。政治架构的视野与格局，联动着政治基础的外延与内涵，“世界帝国化”的美国关联着“全球范围化”的权力开放，而此道路最终被特朗普用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加以否决。

应当引发对票决民主制的深入思考

某种程度上，票决民主制的存在阻碍了美国的“世界帝国化”趋向，它实质叫停了美国朝向全球的权力基础开放，中止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将美国的国家定位从“世界帝国”重新拉回“美利坚民族主义国家”。此种新国家定位及其对全球化的拒斥，对美国霸权的发展，从长远看是不利的，它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美国立基于最广泛的政治基础来建构其霸权地位。但这是一次由多数选民所作之民族主义式选择，亦未尝不是一次感性的胜利。毕竟对美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言，即使霸权可持续，但如果这不是“我”的国家，而是全球化、新移民的国家，又有何意义呢？

所谓“特朗普现象”应当引发人们对票决民主制更深入的思考，因其切实地把感性的维度、认同的维度，引入国家前途方向的选择，而在某种程度上，选择结果往往是符合感性，但不符合理性的。这一制度因此实质构成了现代国家发展的最大不可知变数。作为对“特朗普现象”的回应，世界应当做好同美利坚民族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准备，以美国的民族主义群体作为纵横捭阖的最大关键对象，他们代表着一段时期内美国的未来。

（作者是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