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1961年因为主演电影《刘三姐》而声名远播东南亚的中国艺术家黄婉秋3月4日去世，不少本地老一辈国人表示沉痛哀悼。如果不是对文史资料较有兴趣，即使是我这样的中年人，也不太能够想象约60年前，此片在新加坡热映时万人空巷的场景。这其中既有极其复杂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也反映了整个亚洲东部政治版图的急剧变迁。

姑且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刘三姐”的艺术原型，现实中的这部影片，虽然制作于中国管制相对宽松的1950年代，但背后经过改造而具有的政治意图依然明显。女主角被刻画为受地主阶级迫害的形象，所以1960年毛泽东在观看汇演后，把它定调为“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这算是给此剧作了政治背书。就实质而言，它与同样脍炙人口的《白毛女》等属于同一类型。

我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刘三姐》被人有意无意加上的政治符号。根据1962年《星洲日报》8月31日的报道，1962年8月30日晚，人民行动党在芳林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民众投票支持新马合并，等到秘书长李光耀演讲时，对面传来由麦克风大声播放的《刘三姐》电影插曲，报纸写道：“与李光耀的演讲遥遥相对，打成一片，大会于是顿时受到扰乱，无法进行。会场亦受到骚乱，尖叫声，鼓掌声，一时引起相当的纷乱。”这段小插曲对于我们理解当时新加坡人热追《刘三姐》的政治背景，不无帮助。

然而，与后来文革时期继续左转并愈加激进的宣传不同，此剧中毕竟有桂林旖旎的风光，在艺术上也更为用心，全片有大量充满青春朝气且优美的山歌，因此政治宣传的色彩相对淡薄，但这也成为演职员，包括黄婉秋本人在文革期间受到发配下乡和批斗等打击的重要原因。它本身是一部左派电影，却因为左得不够而变成了批判的对象。

20世纪上半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经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后，本地华人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五六十年代本坡华人中的左派可说如日中天，也引进不少中国电影。由于当时引进电影仍然要“检片局”加以审查，所以能引进的往往是相对中立的歌剧与戏曲类。像《梁祝》《红楼梦》《天仙配》《五朵金花》《刘三姐》等皆属此类。

这类电影大多先在香港播映后，再转到新加坡。像1956年越剧电影《梁祝》曾热播70多天，随后的《天仙配》更是从9月12日一直放映到12月31日。借着这两部电影的热度，新加坡又马不停蹄地引进越剧电影《彩凤双飞》。在此后两年中，中国的戏剧歌曲类电影往往都会热映，因此对黄婉秋版《刘三姐》的强烈反响就可以理解了。1959年长春电影厂的《五朵金花》，也在本地掀起不小的热潮。

1949年的鼎革之变，虽然远隔万里，却对新马地区的政治生态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两地政权间巨大的政治隔阂，使得民间的交往几乎中断。这不仅使本地华人在探亲、求学与经商等多方面与故园乡井从此暌隔多年，也造成华校生与英殖民官方和英校生间的矛盾更凸显，乃至因受歧视而产生挫败感，使得遥远故国的一切都在内心变得无比美好。

他们当然无法看到正处在残酷阶级斗争之中的刀光血影，以及由此带来的饥馑与人命的巨大创伤。

距离产生美，在影片中被高度美颜化了的故园，更成就了这些主要受华文教育者心中的美丽想象。当然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天仙配》中的主角严凤英后来被折磨致死；《五朵金花》中的主角杨丽坤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梁祝》主角袁雪芬被关押七年又被控制使用三年；而黄婉秋被下乡改造整整15年！这些只是那个残酷时代中极普遍现象的几个缩影。这些艺术家只是因为过于执着于艺术，就被泛政治化的社会完全吞噬。

在中国被禁映多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刘三姐》等影片在1970年代末再次在新加坡公映，此后刘三姐的演员也曾多次来访本地。此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不再是那个政治挂帅的国家。此后，两国人民都可以用一种纯粹欣赏艺术的轻松心情，来观赏这部相当出色的影片。记得前些年，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还曾创意策划了一部全新的《刘三姐》。剔除不该有的浓厚政治色彩，回归艺术本身，才能让我们安心领略刘三姐的真正魅力。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1949年的鼎革之变，虽然远隔万里，却对新马地区的政治生态造成巨大冲击。距离产生美，在影片中被高度美颜化了的故园，更成就了这些主要受华文教育者心中的美丽想象。这些艺术家只是因为过于执着于艺术，就被泛政治化的社会完全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