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白中石

近日，中国领导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此前，领导人在多次国际和国内讲话中也都强调了信心对发展的重要性。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些人认为“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担心大势变化会削弱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这种认识的出发点不尽然都是阴暗的，但没有看清中国发展与大国博弈的底层逻辑。

国际秩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伴随秩序共建国的行动而变化。全球化作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文化连接的主力，是当今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强调自身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支持继续推进全球化，并非指我们要坚持躺在旧格局中“吃红利”。中国要维护国际秩序，不是指墨守成规、而是稳定优化之。现行国际秩序中，与全球化相关的、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因素，原本也不是中国等来的，而是我们积极作为、真刀真枪打造、守护和维护出来的。

中国发展的信心来自核心竞争力

一些人认为“中国发展的好，是搭全球化的便车”“因为中国人多，劳动力便宜，基础设施好，可以建设世界工厂”。这种认识浅薄且本末倒置。

全球化原本就不是围绕中国的需求而设计出来的；中国的基础设施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如何将庞大的人口逐步转化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劳动力、生产力，本身即是一个世界难题；现在被普遍视为竞争优势的人口规模，也曾被批判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阻碍。直到今天，“并不缺人”的国家中，大多数也没有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即便劳动力成本要比中国低很多，也无法建设起具有竞争力的工厂企业与基础设施，遑论推动实现产业升级。

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人口规模和基础设施，而是治理能力和体制机制。美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知道这一点，但假装看不见。若不具强大的治理能力，庞大的人口反倒会成为稳定隐患与发展阻碍；若没有先进的体制机制，大规模、跨越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家底不算厚实的发展中国家只会步履维艰。这类案例在世界舞台俯拾即是。强大的治理能力与先进的体制机制，既可以让我们用好全球化，也可以让我们在发展变化的世界秩序中用好其他格局和趋势——我们的信心是源头活水，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中国，不仅不拒绝局势演进，而且积极探寻可以令自身和世界更加美好繁荣的变革。

三种依存与全球化的生死

近年来，美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媒体急于喊出全球化“将死”甚至“已死”，有其自身的目的和判断。关于全球化的未来，我们可以从一个小切口进入，分析这个重要的大课题——如果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最强的政治力量，都希望全球化继续“活”下去，那谁还有本事能“杀”掉它呢？中国不必多言，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还想让它“活”。一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所采取的针对性措施，的确为全球化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打算与全球化割席。分析一个国家的行动方向不是通过其政客语言或政府短期动作，最可靠的判断依据是其实际处境与手头资源。美国会继续在全球化这条路上走下去，最大论据是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依存性。

很多人对美国的对外依存度高低抱持不同看法。一个国家的对外依存度可从经济依存、技术依存、机制依存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经济依存指生产消费与产能消化需要藉助境外资源和市场；技术依存指在制造某种产品或开发某种技术时需要藉助他国力量；机制依存指某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受到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的成文协议与不成文规矩的约束。实践中的情况要比纸面复杂，例如经济依存和技术依存有时交叉缠绕，机制依存在某些情况下会覆盖经济依存与技术依存。结论就是：美国在经济、技术、机制三个层面上的对外依存度都很高。

（一）经济依存

有关经济对外依存度的话语体系，主要集中在贸易量、顺逆差几个关键指标上。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巨大、顺差巨大，所以自身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实际上，仅凭贸易额与顺逆差所判断的经济对外依存度，不仅不准确，而且会和事实大相径庭。

国际贸易中的各类武器，不管包装的多么复杂花哨，概括起来有三类：买家不买、卖家不卖、强买强卖。强买强卖多数发生在两个整体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或组织间，在两个实力相近的对手之间有但不多。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整体是一个逆差国，2021年它的贸易逆差超过1万亿美元，给人的直观感受是，美国买遍世界，是国际贸易中的“大买家”“大金主”，世界有求于美国。事实果真如此吗？聚焦中美博弈，我们以中美贸易为例进行说明。

2021年，中国对美国取得了超过39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有人认为，这3900亿美元是美国抓在手裏的“人质”，美国可以此威胁中国，因此中国在贸易领域依赖美国。贸易的本质是包括服务在内的商品交换，中美贸易不是两个国家互相交换钱，而是交换商品，这3900亿美元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的商品需求。美国把这3900亿美元作为武器使用需要两个前提，要么减少自身对商品的需求——但在没有革命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需求降低意味着生活水平或生产力的降低；要么找到可以替代中国的供应商——但即便不考虑成本因素，在众多产业，当今世界没有其他国家的生产力可以满足美国的庞大需求，美国自己也不行。此外，美国的确是逆差国，但并不代表它不出口。美国出口量是巨大的，它并非对买家不买的压力“免疫”。

由此我们看出，仅从贸易量、顺逆差是无法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核心指标，是这个国家生产力发展与自身社会运转需求的契合度。整体生产力越高并不代表经济的独立性越强，美国在许多尖端领域的生产力堪称世界第一，带起它的GDP也很高，但却也在关乎民生的许多产业上生产资源匮乏，依赖外部资源。这种经济结构在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中具有很强战斗力，但在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中却危机重重。

这也给中国未来发展以启示：我们已经步入了产业升级的正轨，在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领域、大产业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强，既能造五代战斗机、大飞机、大航母、超级计算机，也能造螺丝钉。中国绝不能把所谓“低端”的初级产业扔掉，任何产业不存在低端概念，只有初级阶段。中国不必也不应期待把自己的纺织工厂搬到非洲和越南，纺织工厂也可以进行技术升级，而劳动力成本提升所带来的盈利问题，也可通过生产资源聚集的方式解决——过去我们靠一千家袜子工厂供应全球，未来我们可以保留三家超级工厂、智能工场来覆盖世界市场。实现这一点，需要政府具备强大的直接调控市场与经济的能力，这也是为何美国很难做到，但中国可以做到的原因。我们一定不要“自废武功”，政府调控经济与市场的手要保持健壮，但只能在该出手的时候伸出去。伴随时间推移，中国在此方面的能力所带来的博弈优势一定会愈发凸显。

（二）技术依存

有人说，美国的技术发达，似乎没什么东西是它做不出来的。这么说不能算错，但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做得出来”和“做得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例如，美国肯定具备制造袜子的技术能力，但袜子制造业在美国就是发展不起来。很多人觉得，既然制造袜子的技术并不复杂，那美国不做，一定是因为它不想做，想做就做了。这是纸上谈兵。美国袜子制造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在美国做袜子不赚钱，而要想让这个行业在美国能赚钱，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造技术问题。现实就是：只要美国人还穿袜子，美国就需依赖其他国家获取产品；问题在于，美国陷于此种困境的产品和技术并不稀少，而是连接成片；关键在于，非技术因素造成的技术依赖，往往要比解决技术问题本身更困难。

还有一个例子，近期，美国科技行业似乎正处于低迷状态，尽管总体失业率仍然很低，但亚马逊、Meta（脸书的母公司）、推特、英特尔等一众科技巨头纷纷在过去几个月裏相继宣布裁员。其中很多公司的股票估值在过去一年裏下跌了50%以上。随着美国利率的上升，这些科技公司的经营状况会下降，而多年来，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一直在把精力投入到不确定回报的新项目上，因而有专家犀利评价，“这就像一个52岁的人染了夸张的发色，把皮卡换成了超跑，那是很奇怪的”。而中国4G的短视频类应用、5G的虚拟世界应用、智能汽车等流量入口创新，对美国目前还在依赖网路时代的应用是降维打击，美国若想追上，则需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推进4G和5G基站、传感器件等天量的基础设施配套，这是无法短期内解决的。

（三）机制依存

机制依存大多伴随成文协议与不成文规矩。一般认为，美国凭藉强大实力，在所签署的协议、所立的规矩中总是居于“领导”地位，这些协议和规矩中的其他国家，总因各种缘由受制于、有求于、依赖于美国。国家圈子中，领导和成员之间的需求是相互的，美国作为它所构建的众多国家圈子的领导，对成员的最大需求，就是这些成员承认它是领导，以此为前提，美国才可利用这些圈子执行自身意志，保障并扩大自身利益。让成员聚集在身边需要成本，圈子越多越大，成本越高。美国实力一枝独秀时，可以通过这种机制依存保持收益，但当面对实力堪比自身，且可以为自己圈子的成员国提供其他解决方案与选择机会的对手时，成本就会超出预期。

美国在面对苏联时曾体会过这种压力，但因苏联自身也面临相同困境，所以美国虽然在机制依存方面有成本，却也没让苏联占到实在便宜。中国与苏联存在本质不同：中国没有自封领导拉起一众成员，与美西方形成东西对抗的冷战格局；中国的经济体系和质量远非苏联可比，工业门类甚至比美国还要齐全；中国与美西方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中国不执迷搞军备竞赛。面对厚积薄发、稳若大山、坚持以自身发展稳定为要务的中国，美国如若抱持进攻与遏制姿态，就要面对扩大圈子的强烈需求与成本风险的巨大挑战，它在机制依存方面所担负的压力，已经在诸多有关遏制中国的议题中表现出来，并将伴随中国稳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变的愈发沉重。

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施政策略都不能反对全球化，部分政治力量和媒体对全球化的品头论足与小动作，是服务于美国对全球化进行“优化调整”这一大战略的具体战术。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希望依讬自身尚且具备优势的综合国力，构建更可控的世界贸易体系与全球化格局，因为中国不可控，所以要把中国排除在外，或至少予以压制。关于封闭，美国从未想过封闭自己，它的梦想是在自身损失可控的前提下让中国被孤立。

大国博弈中的“质朴”手段与“合盟”优势

站在美国视角，中国可谓“怀璧其罪”。不能指望美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本分安静。在中美博弈的前线开展工作，我们宜突破惯性思维，把握两个关键。

一是博弈双方实力越强，使用“质朴手段”的伤害就越大。人类深加工出来的东西，远不如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东西“战斗力强”。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在美西方国家数千项制裁下，今年前9个月运往欧盟区的主要商品增加了50%，出口量增长42%，贸易顺差达到1380亿美元，众多欧洲国家只能嘴上逞能、“望油兴叹”。相较俄欧、俄美博弈，中美级别的较量体量大的多，双方工具箱中储备的复杂手段都足够丰富，此种情况下，反倒是基于资源、作物等自然属性强的“传统商品”所采取的“质朴”手段，实际要比看似高大上的高技术封锁狠辣的多，且就结果来说，箭矢和子弹都能杀人。

以晶片为例，步入正轨的中国，只要是人研究出来的东西，取得突破关键仅在需求和时间的积累，且世界市场并非独有美国一家掌握技术，长期对中国实现“专项封锁”并无可能，铁心不卖，就得有觉悟承担经济损失，同时面对中国自身实现技术突破对美反噬的窘境。但制造晶片的稀土，仅需微调出口配额，传递出的信号就可让目标国家产业链上的一众实体“随风起舞”，而寻找替代、消除影响需要大量投资与技术转移，涉及复杂地缘政治课题，过程数以年计。

“质朴手段”对美国四年一届的商业政治、短线政治所带来的将是一系列影响，只靠找到稀土的替代供应商是不够的，稀土之后还有更多“质朴”手段等着美国。美国需要划时代的政治巨人对国家体制做出改革才有可能“解除边患”。历史证明，美国政治体制下诞生政治巨人极其依赖“时势造英雄”，需要非同一般的外部事件作为催化剂，例如一战、二战、冷战、大萧条。对当前的美国来说，普京和其所领导的俄罗斯携俄乌冲突都催化不出来，谈何容易。中国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战略定力与治理能力，不会对美“瞌睡递枕头”。“质朴”手段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在中美级别的较量中，会一直具有发挥关键作用的巨大能量。

二是时局演进昼夜不息，“合盟”力量胜于传统联盟。笔者在此提出“合盟”一说，合盟意指基于合作交流的国家共同体，相较传统联盟，它虽然也可以有发起国，但总体是去中心化的、成员国关系基本平衡和平等，且不针对盟外的他国。概括起来，合盟国家是围绕某一个主题做事，传统联盟中的国家则是一国牵头拉拢其他国家加入、围绕“盟主”做事。美国拉拢盟国遏制中国，是利用盟国力量服务自身目的，它对盟国的游说、渲染、利诱、胁迫，所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说辞，都是经过包装派发出去的“遏制中国任务包”，盟国做事的身份，可以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或别的什么组织成员，但本质就是“美盟”。

传统联盟在实力悬殊的对抗中可以起到作用，例如北约对南联盟的干涉乃至侵略；在博弈双方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相对薄弱时可以起到作用，例如美苏争霸和中国历史上的战国争霸。伴随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中美级别的大国博弈中，传统联盟已经不符时代潮流。

我们以美国正在试图构筑的“反华联盟”为例说明。于理来说，中国坚持“非攻”的战略基调，张举求同存异与防守反击的大旗，美国说破大天的那些“中国威胁”，对其盟国来说始终只是“嘴上威胁”、“可能威胁”，不足以让盟国配合美国真心上演“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戏码。于利来说，中国与包括美国及其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建立了互通有无的经贸关系，美国自身都难以承担切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的成本，它喊了多年不买中国制造，效果不彰还失了人心，又谈何给自己的盟国“先上保险再理赔”。

同时，针对中国的联盟一旦表面建立起来，美国作为盟主又必须去投入资源努力维系，因为某一成员如果表露迟疑甚至退出，其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象征意向、连锁效应，将是美国难以承受的。美国所谓的盟国深知此点，也从未停止从“盟主”身上揩油要价，试图在中美之间两头得利。这种“对人不对事”的传统联盟，其所能够带来的实际收益已经难以覆盖维系成本。

中国在国力还未实现对美反超的相持阶段，不必也不宜以“反美联盟”回应“反华联盟”，落入苏联式的消耗怪圈，而应继续抓住做事的主线，用好“一带一路”等战略平台，发起并扩大“对事不对人”的合盟体系，扩大共同繁荣的朋友圈，让合盟成员自觉自愿的与破坏共同繁荣、影响我们做事的敌人周旋作战，合力将“反华联盟”推出历史的轨道。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大议题、集体行动的大方向。面对挑战，五千年华夏从未失却青刀刻骨扫蓬头的毅勇，一直秉持而今谁又立城头的骨气。站在历史大道的中央，十四亿热血充盈的心脏，过去曾在和未来将在这片热土上跳动的脉搏，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意义——民族复兴为人民，胜利来自人民、属于人民。

作者白中石是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理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