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专栏

以清零为目标的大规模封控，在14亿人口的大国持续了三年，这本身就是奇迹。开始效果很好，到2021年夏，世界各国在疫情肆虐下显得风雨飘摇，而在武汉，这个一年前第一个暴发疫情和第一个封城的大都市，群众密密麻麻聚集在水上乐园戏水的照片，在世界媒体上疯传。当时中国扬眉吐气，“制度自信”再次登顶，领导人屡称中国抗疫“世界第一”。

然而一年后情况大变，世界各国逐渐恢复正常，但紧急状态在中国各地频频上演，包括上海深圳这样对世界产业链至关重要的特大城市也封了。长期封控对中国经济的损害是伤筋动骨的，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是破纪录的0.4%；企业停工倒闭，供应链不断向国外转移，在客观上帮助了美国及其盟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与中国脱钩、在中国之外重建供应链的努力。直到10月份，二十大报告仍称“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民间更是怨声载道，不仅因为失去自由、生活品质下降，而且因为封控前景不明朗。中小企业和店铺大批倒闭，人们在家坐吃山空，对前景深感担忧。地方政府在疫情上花销巨大，税收大量减少，连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都捉襟见肘了。

突如其来的抗议活动是全国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的信号，由不得官方不让步。但最高层一松动，立刻引发死死苦撑的地方政府的连锁反应，像大坝溃堤一样。这一下暴露了许多其他问题，例如疫苗注射率不够高，医院重病床位不足，冠病药物匮乏等。准备不足的突然开放，尤其是在入冬严寒之际和春运人口大流动之前，隐患极大，大规模感染是必然的，但如果出现大规模死亡，那三年的努力就前功尽弃，而且还搭上了经济。

无论今冬明春疫情如何恶化，中国终究会走出困难，重返经济增长的道路。但这种事态的演变暴露了中国治理模式的一系列问题。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也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概念、路径、文化和价值体系以及制度安排上，提出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不可错过“第三轴心时代”

同工业革命后所有崛起大国不同，中国崛起在一个新旧文明交替的时代。它打的是“民族复兴”的旗号，面临的却是参与创造新的人类文明的任务。大陆政府宣称“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恐怕言之过早。从抗疫经历看，显然不具备“新形态”文明的魅力，却揭示了体制的本质特征，不超越这个体制，就谈不上“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迄今经历过两次精神文明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里：几乎在同时和同地理纬度上，东西方出现一批深刻影响未来文明形态的思想家，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诸子百家。这时代又被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意思是历史就像沿着轴心翻篇，进入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轴心时代在中国奠定了千年帝国的思想和伦理基础，在印度创造了广泛流传的佛教和印度教，犹太先知亚伯拉罕之下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成果没有持续很久，随着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毁灭，欧洲进入中世纪的黑暗，直到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启蒙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奠定了现代科学和政治制度，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我们可权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

这个时代的现代化主要分为两条路径。一条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另一条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极权统治。二者在冷战中较量的结果，是后者一夜间崩溃，前者大获全胜并宣告“历史的终结”。然而30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双双陷入危机，而且似乎在竭尽内部资源和智慧后，仍找不到脱困途径，这就开启了第三轴心文明时代的窗口。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正逢此天时，如果能抓住时机，就有机会重返文明的前沿。

但“民族复兴”格局不够大，不足以承担世界历史的使命。前两个轴心时代的文明精髓，都是无国界族界的普世主义，第三个轴心时代也不可能例外。相反，它要解决的更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第二轴心文明是从地球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展起来的，当时还无从考虑困扰当今世界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的退化、大规模杀伤武器、流行病、人的安全、就业和移民问题、生活的意义、医疗和社会保险、贫富两极化、颠覆性技术、极端化政治和社会撕裂、难民潮、恐怖主义、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星际开发和移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这些都超出了第二轴心时代文明的能力，有待“第三轴心时代”的新文明来统筹解决。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中，才能获得普世意义。但中国要超越自我达到普世，有三条枷锁拦在前面。

意识形态正统

上两个轴心时代都产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中。第三轴心时代也需要在各领域出现大批具有开创性的巨匠。如果在思想和言论方面没有相当的自由，上两次文明爆发就不可能。古希腊罗马以城邦民主著名；第二轴心时代的欧洲处在权力分散的封建社会，中国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而当今的中国各方面都在管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眼光直通未来人类文明，但它的长处是剖析和指引“砸烂一个旧世界”而不是“建设一个新世界”。它对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几乎为零，它的阶级斗争说还有制造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的作用。无论如何，它是第二轴心文明的早期产物，产生它的许多重要条件早已不存在，而当今世界也是它始料未及的。死抱着它，只能被往昔拖住而不能走向未来。将它的理论用国家权威来规范人们思想，制造一个个禁区，不啻将中国锁死在第二轴心时代。中国须要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来走向未来。

无可否认，言论自由是有政治后果的。西方国家的乱象往往是由不负责任的极端主义言论造成。但社会稳定不能用让人闭嘴来实现，要靠开民智和脑洞来寻找更好的办法化解矛盾。解放思想，在达到全民共识之前，可以实行“议行分开”来取代知行合一，避免无知乱行。

大一统集权体制有优点，但弊端也很明显。它之下的中式“无限政府”，把担不起也不该担的责任硬担起来，大包大揽。抗疫的一切都由最高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种万能的感觉不是现代理性政府应有的。连新加坡这个袖珍型的城市国家，总理也没有大包大揽，而是赋权一个副总理和专家团队来操盘。越俎代庖是政治不发达、治理能力不足的表现。

如果在大一统体制之上再压上“伟大领袖模式”，天天给下级官员们念“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的紧箍咒，就更没有活力了。权力过于集中，官员对上不对下，是所有官僚弊端之源，包括中央屡禁不止、造成巨大民怨的“一刀切，层层加码”，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痕迹主义、贪腐、滥权、报喜不报忧等等。这些都是大陆政府一贯反对的，也是一贯不遗余力强化它们产生的条件的。

在共识基础上放权，对中国这个超大规模、超复杂国家的治理是必由之路。给地方自主，给基层自治，中央主要靠法制来规范各主体的行为，以党纪为辅，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补漏拾遗，就可形成一个动态的治理体系。纠正“九龙治水”的办法不是集权，而且更优化的分工合作，和更有效的议事决策程序和制度。

社会发展滞后

集权的另一面是社会发展滞后。对上述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民主国家和其他权力不那么集中、社会条件比较宽松的国家，在民间产生层出不穷的新观念、新主意和大量试验。这些无疑都在为第三轴心时代的文明打基础。而中国社会的空间近些年来越收越紧，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也被捆绑，似乎一个新思想就包治百病。这三年控制疫情的实践表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将“民族复兴”放在个人层面上审视，作为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兴”过。从“国”到“家”，缺了社会这个发展个性的独立空间。在夹缝中求生存是中国人的常态，也是国民劣根性的成因。武汉第一波疫情来袭时，来自各地救援队和自愿者素质非常高，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很快赢得全国尊敬，习近平称他们为“最可爱的人”。但随着疫情扩散、长期封控和大量雇用本地人员，“大白”蜕变成“恶政”的爪牙和象征。

公然贴出“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的标语，隐隐有杜诗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意境。这些平常无权无势的抗疫临工，换上防护服后就耀武扬威，应了中国古语“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体现的是威权体制对人性的扭曲。中国人常将国家层面上的优势同他国相比，却看不到个人和社会层面上的巨大差距。文明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和健康成熟的社会，在这层面上，中国恐怕有些方面尚未进入第二轴心文明。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无论今冬明春疫情如何恶化，中国终究会走出困难，重返经济增长的道路。但这种事态的演变暴露了中国治理模式的一系列问题。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也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概念、路径、文化和价值体系以及制度安排上，提出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