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主流学界及业界都将“75%的城市化率”，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拐点来看待。在他们看来，城镇化将是继续推动中国房地产发展，推动房价上涨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些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有80%左右的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而这些城市新增人口，将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因素。

这一观点，在欧美乃至日韩，甚至印度都可能成立，独在中国，可能不成立。原因就在于，目前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其中很多人注定只是“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是“候鸟型工人”而已。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于年老时因为无法在城市工作，也因为缺乏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得不选择逆向流回农村。

我们知道，户籍制度作为人口居住地变更和移民管控的制度，天然地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户籍制度首先就制约了政府和劳动者对于劳动力本身的人力资本投资。

在中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是基于户籍的，对于非户籍人口不能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同时，企业由于顾虑到劳动者的流动性（由于缺乏户籍和必要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农民工群体缺乏归属感，会更倾向于在不同城市间流动），也不愿意对劳动者提供教育培训。户籍制度通过损害企业的职业培训，进而影响到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正是这种排斥性的教育体制，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在质量上的供给。这事实上已经构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阻碍，使得农民工进城后，只能处于社会底端，从事最简单最无需技能的工种，也变相剥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使迁移流动人口难以市民化。

此外，户籍制度对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强依附性，固化了社会分层。户籍制度改革过慢，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内部形成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二元结构，进而使中国形成典型的三元社会结构。同时，在不同地区间的户籍壁垒，也使得公共管理服务和社会分化，在空间上表现为碎片化的趋势。在城乡差距、城市内部分配差距和地区间分配差距的背后，都能看到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首先表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城市人享受的公共服务，农村人口不享有。本地人享有的，外地人难以享有。这主要体现在医疗和子女教育方面。其次表现在阻碍人口的发展机会。户籍制度的排斥性，不仅造成居民生活福利的损害，更阻碍人口的发展机会。这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的限制带来申请企业经营、个人信用和融资的困难。最典型的案例是，前几年很多城市硬性规定要申请当网约车司机必须具有该市户籍。这等于直接剥夺了非户籍人口的机会，剥夺了他们分享新经济增长的权利。

这就是问题所在。户籍和城乡二元体制使得那些进城的农村人口，没有城市居民户口，又缺乏足够技能，不仅在购车购房、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准入和受到歧视，就连职业选择也受到不能准入和歧视。

此外，由于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特殊的土地征用体制，决定了一方面在土地征用时，农民不具有法律上的议价权。如此一来，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在土地被征用时，中国农民得到的只是很少的补偿，得不到耕地林地和宅地等土地财产性收益。又因为户籍制度，使得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投入，缺乏技能，只能靠传统农业收入和打低端工种赚取微薄工资。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财政和垄断买地，又使得房价奇高。以目前房价而言，单靠农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那点微薄收入，根本无力购买。

正是这些制度因素，使得中国的人口流动是一个畸形和扭曲的流动。世界各国正常的人口流动，遵循的一般是这样一种路径：年轻时从农村进入城镇，且在进入城镇后，不独是人进，还包括就业也进城、居住也进城、教育进城、医疗和养老也进城。自然，其他的公共服务也会跟着进城。这些人中，绝大部分会成为永久工作、居住和生活在这些城镇中的市民。

但中国却是另一种流动路径：年富力强时从农村进入城镇，为城镇贡献光和热来换取微薄工资。等到年老自己的价值被城市榨干时，又不得不拖着老迈身躯，从别人的城市折回自己那破败的家园。因为这其中很多人注定只是“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是“候鸟型工人”而已。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周天勇教授给出的数据是85%），会于年老时因为无法工作，也缺乏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得不选择逆向流回农村。

这种典型的逆向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什么好事。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失去了建设住宅、装修、购买家具电器、生活方式和水平升级等的需求拉动。而且老年后回农村的这部分人口，其边际消费率低，有学者就认为其消费水平只是城市水平的25%到33%。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为此将形成一个规模达2亿至3亿人口的巨额消费塌陷区。再加上从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村老年居民，这一规模可能达到4亿至5亿人左右。由于财政支付能力的限制，这部分人口不可能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水平的养老国民待遇，本身工资收入就低，子女教育和自身医疗支出几乎都得靠自己，结果自然不可能有太多积蓄，再加上缺乏足够的理财知识，最后可预见的是，他们的消费水平必然低下，沦为新的贫困人口。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中国为此将形成一个规模达2亿至3亿人口的巨额消费塌陷区。再加上从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村老年居民，这一规模可能达到4亿至5亿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