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倪文迪

《时代》杂志日前刊登文章讲述中国东方航空MU5735号班机空难事故，当中访问了一名自国泰航空退休的香港英籍机师纽伯里（David Newbery）。他形容事件造成了“巨大冲击”，并且指“中国人对航空安全有点偏执（paranoid），并且毫无疑问会对此一事件大发雷霆”，这番言论很快便遭一些人批评为冷血、凉薄甚至带有鄙视性质。

在报道后续内容里，纽伯里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倾向将航空事故责任归咎于单一代罪羔羊之上，而没有着眼于建设“公正文化”（Just Culture）。接着他又指航空事故的发生原因非常复杂，惩罚个别人士往往会掩盖潜藏在背后的“系统性问题”，举凡机师疲于奔命或欠缺训练、航空机体设计恶劣、天气状态不利飞行等因素都有影响。

言行应照顾遇难者感受

姑勿论纽伯里是否有意批评中国航空业界及相关的管理部门，他选择在空难不久后的这段时间发表此等言论，客观来看似乎并未有好好照顾到遇难者的感受。尤其中国与西方国家当下依然存在着许多芥蒂，纽伯里的说法难免容易触动某些人的神经，让他们觉得对方只是在借机对中国与欧美有别的做法作出另一项指控。

况且《牛津英语辞典》为“paranoid”一词列出的义项，明言该词通常是指“表现出不必要或极端的恐惧，特征为对他人不合理或过度怀疑”，在医学范畴更加代表展现出偏执狂、妄想症病症。即使纽伯里本人没有批评中国人对航空安全过敏偏执的意图，旁人透过该词解读出这一层含意也是无可厚非。

再者，如果说纽伯里上述言论顶多是有让读者误解的机会，那么他称东航以至中国航空界没能够建设“公正文化”，无疑便跟今天事实有所差距。纽伯里认为“公正文化”的精神在于“全面检查一切促成因素并让整个组织共享责任”，但他不觉得中国有做到这点。坊间一般理解具体达致“公正文化”的做法有按照危险制度划分惩罚归责，以及将事故调查和归责调查两者分开进行。

中国于2020年4月施行的新版《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便是参照体现了“公正文化”精神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3修订而成。当中第五条规定调查目的限于“提出安全建议，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国家民航局去年12月更提议进一步修改此条，加入“不是为了分摊过失或者责任……与以追究责任为目的的其他调查分开进行”，跟纽伯里声称中国无心建设“公正文化”明显有别。

专家评论也有公共责任

现在MU5735号航班空难事故，已经根据国家的《民用航空器事件调查规定》展开调查。包括像纽伯里这种业内专家在内，任何人对于有关事件的评论，必须符合最新的局势及规定，而不能固守在过去的旧闻与偏见。大部分人对悲剧的遇害者应该都带有同情之心，因此发表言论之前更要尽量注意行文措辞，避免无意伤害到他人或者自招冷血、凉薄的嫌疑。

就像香港近几月爆发新一波疫情，其间个别专家或许认为自己立场代表所属专业看法，但却忘记了自己正在批评和处理跟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结果促使他们贸然作出禁止未打针者享用医疗服务一类性质太过冒进的建议。然而不论最终这些措施落实与否，此等意见都有机会先引起公众恐慌和反感，也即已经构成了无端的社会伤害。

社会相信某一行业专家在其领域的知识和地位，但每一件事往往涉及众多因素，并非专家所能完全涉猎。对专家的评论不加思索地听从，也容易变为盲目信奉权威。过去两年曾有人批评卫生专家毫不在意经济民生等问题，但的确他们的专长就只在防控疫情，如何平衡社会运作的需要只怕非他们所在，甚至有一些建议太“离地”而不可行。民众自然应该更为信任专家，但专家也要自觉负起其公共责任，两者才能进行良性的互动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