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国家的党争与东西方历史上的党争相比，要文明得多。与古代社会、苏联、朝鲜等非民主政体相比，现代民主国家的党争很少导致大规模死亡，即使有一两个人被判入狱，也要经过合法程序（这也可能是尹锡悦的结果）。

《联合早报》12月11日发表吴俊刚先生的《民主和党争之害》一文。吴先生从近期韩国戒严事件出发，以尹锡悦电视讲话中针对反对党的指责为主要论据，结合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争论，得出“党争之害现在似乎已成了政治流行病，在所有实行政党政治的民主国家和地区大流行”的结论。但本人认为吴先生的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

党争的历史源远流长。《战国策·赵策二》就有关于党争的记载，东汉有党锢之祸，唐朝早期有李建成集团和李世民集团之争。宋代朋党之风盛行，北宋有新旧党争。明初洪武年间即有淮西与浙东之争，后期则有东林党，这些党争持续几十年，有的甚至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最终导致亡国。

外国历史上的党争也不乏其例。在1679年英国王位继承权的争论中，相互对立的两派互相攻击，宫廷党人被反对者斥为歹徒（Tory，爱尔兰骂人的话）；而民权党人被反对者称为强盗（Whig，苏格兰骂人的话）。

党争并非民主国家专利

历史上非民主国家党争也是常有的事，在一党制国家或一党独大国家，党争的惨烈程度比民主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在一党制国家或一党独大国家，这种党争并不是政党之间的斗争，而是表现为一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

历史上党争贯穿苏共统治苏联的始终。早在苏联成立不到一年的1923年，托洛茨基就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爆发冲突，斯大林也与列宁本人爆发冲突，这场冲突最终以列宁的去世和托洛茨基的失势落幕。1936年，苏共党内展开历时两年的大清洗运动，消除托洛茨基的影响。据历史学家研究，大清洗期间异常死亡的人数多达100万人。斯大林死后，当时参与大清洗的人就遭到反扑，典型例子是贝利亚被处决。这场斗争也随着《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发布达到顶峰。

同样为一党制的朝鲜，劳动党内的斗争也十分惨烈。1955年，朝鲜劳动党内爆发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和延安派、苏联派的斗争。这场斗争直接导致朝鲜1955年政变，也导致6000多人被处决。朝鲜劳动党内的斗争不仅表现为不同派系的斗争，更表现为手足相残。2017年金正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被刺杀身亡的事件，展露的手段之残忍震惊全世界。

现代民主国家的党争与东西方历史上的党争相比，要文明得多。明初的党争受到牵连者达数万人之多，而苏联和朝鲜的党争也导致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与古代社会、苏联、朝鲜等非民主政体相比，现代民主国家的党争很少导致大规模死亡，即使有一两个人被判入狱，也要经过合法程序（这也可能是尹锡悦的结果）。

现代民主国家与古代国家与苏联、朝鲜等国家相比，首先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文明的程度。在现在民主国家，政变等暴力党争的形式不再有民意基础，而党争实际上也是民意的一种表现，唯有形成广泛的民意，党争的激励性才会得到控制。

吴先生文章中例举的几个国家，党争激烈程度表现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法治水平不尽相同。在法治程度高的国家，就算党争发生超越法律范围的情况，也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在法治程度较低的国家，党争也更偏向于表现为政变等更激烈的形式。

法律是社会的底线，也是社会的共识，法治化程度不仅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更是文明发展的结果。

作者是福建新能源公司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