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生育自主、黑心卫生巾问题，再到脱口秀演员杨笠因嘲讽“普信男”遭抵制，今年下半年中国公众围绕女权课题的争论未曾停歇。与此同时，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电影《好东西》却也获得绝佳票房，广受好评。这些看似矛盾的动态，在中国女权运动者眼中，却是公众性别意识逐渐提升的迹象。

回顾过去一年，女权问题无疑仍是中国社会上，最广受讨论也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最近一起事件，即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宪举11月在一场演讲活动上，公开提问如何让女大学生毕业后能“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引发众多网民抨击。

此事源于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上月到访人民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后的问答交流环节，主持人邀请著名俄罗斯问题、中亚问题专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王宪举提问。

王宪举说，自己才到访哈萨克斯坦，发现当地有很多小孩。他称赞哈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育，反观中国，“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

因此，他好奇哈萨克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王宪举更直接提问，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卡林回答，自己有六个孩子，但“都不是强迫的”，并强调：“不要强迫妇女去生孩子，或者改变她，让她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场问答的全文在网上恶评如潮，许多人质疑，问题充满封建思想且物化女性，将女大学生视为“生育机器”，更有大量主张女性生育自主的观点涌现。

另一方面，自11月初开始，许多中国女博主在网上掀起一场“卫生巾大战”。她们接力分享测量、发掘市售卫生巾尺寸、税负及pH值，发现几乎所有厂商都选择把卫生巾尺寸做到卫生棉国家标准允许误差范围内的最低值。

相关话题获得广泛共鸣，也带动新华社在内的官媒陆续发文批驳卫生巾品控问题，并呼吁官方应制定没有“灰色地带”的卫生巾国家标准，让女性放心使用。

从前述两起事件可以发现，中国公众对于女性权益保障的话题越来越重视。不过，就在10月时，关于女权的争论甚至一度演变成具有强烈对立性质的抵制行动。

中国脱口秀演员杨笠2020年曾以一句“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嘲讽那些条件普通却没有认清现实的男性，对自己过度自信、对异性要求特别高，甚至认为女性都在关注自己。

这个段子在网上走红，却也因此遭受许多男性批评与不满。

时至今年，这些情绪并未消散，反而更加激化。10月14日，中国电商平台京东在”双11”营销活动上，邀请杨笠和其他喜剧演员共同站台、代言，却遭到部分京东男用户抵制，拒绝在京东购物，并扬言退出京东PLUS会员。

这些龃龉最终促使京东发文致歉，宣布后续没有和杨笠的合作计划，并删除介绍杨笠出席直播活动的海报；杨笠本人也删除相关推广微博。

公众教育文化水平提高 更多途径观察不平等现象

从这起事件即可发现，尽管女权主义言论在当前的中国公众舆论环境已相当普遍，但试图压制这种言论的力量仍持续增长。

对于所谓“仇女”现象，乃至性别对立问题是否在中国变得更加激化，广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随着公众教育文化水平提高，民众有更多途径去观察到性别不平等现象。

从过往的学术访谈经验来看，丁瑜观察到，男性长期作为性别红利的获得者，对于性别不平等问题并没有那么多共鸣，普遍不会看到整体女性的处境，因此也不会特别思考为什么杨笠会说出那些话来。但对于女性来说，这些问题是更感同身受的。

她说，杨笠因为嘲讽“普信男”遭到抵制，其实也在女性群体引发共鸣。“你（男性）已经踩我（女性）100分了，我现在只是踩你一分，然后你就这样了。所以女性她会觉得，我们长年以来，我们到底在忍受什么，你都不知道耶！”

学者：社群网络放大公众性别对立情绪

丁瑜指出，加上网民对于争议话题的跟风、凑热闹，“一人一句，口水就把这个事淹没了，其实他根本就不会去分辨到底这里面说的道理是什么”。因此，社群网络的特质也会放大公众的性别对立情绪。

除了脱口秀演员，投身女权运动工作者对这类性别对立问题的切身感受也更加强烈。

今年12月入选英国广播公司（BBC）2024年全球百大影响力女性的中国女权行动者冯媛，自198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女权课题。她曾见证1995年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多年来在女性和媒体、爱之病毒与爱之病、农村妇女领导力建设等领域发起倡议。

此外，她自1998年底参与反家暴网络筹建，自此投身反家暴立法倡议、能力培训和受害者服务，并于2014年参与创立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设立中国唯一全年无休且提供中英语服务针对性别暴力的求助热线。

冯媛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提到，据她长时间的观察，中国社会大众对于女权认识，其实已比过去有所提升，当然在青年女性当中格外的高涨。

她认为，当前性别对立加剧的其中一项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虽有言论审查机制，但对于“仇女”“厌女”的言论，却相对宽泛。

“包括我个人的体会也是，比如说对于抹黑我的一些贴子，我个人去投诉，甚至我贴出法律上面的证据去投诉，都得不到平台任何回复。按道理说，本人投诉，平台也有规定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回复或者删贴，那不光不删贴，甚至都没有回复我。”

长年关注性别课题的中国资深媒体人李思磐，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提到，这些严重的网上性别对立问题，源于一些以宣传国家民族主义为主的男性博主，自2015年开始系统性地攻击女权主义意见领袖。

李思磐本名李军，曾任《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和南方周末报系杂志编辑、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学者，是中国著名女权课题评论者之一，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学人。

她说，就她自己在2017年遭遇系统性的网暴，“在几天的时间里面，我的私信里收到无数的尸体、男性生殖器，就是那些非常恶心的，女性看了一定会产生不适的图片”。

李思磐认为，这背后存在官方一定程度的默许。

官方严控“女拳” 也保障妇女权益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网上关于女权的争议并未停歇，反对者更是以“女拳”形容激进的女权支持者或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人。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也不断加强对于女权观点的管控。2018年，在“MeToo”运动风起云涌时，拥有近20万粉丝的自媒体“女权之声”就被永久封禁。

之后，中国国家网信办在2020年、2021年实施网络清朗行动期间，包括肖美丽、郑楚然、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侯虹斌等女权主义公众号被销号；源自韩国激进女权“6B4T”的119个相关豆瓣小组也被解散。

所谓的6B指的是“不和男人结婚、不和男人恋爱、不和男人发生性行为、不和男性生育、不消费厌女辱女品牌、单身女性互助不与已婚女性互助”；4T则是指“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偶像、脱宅脱腐”。

中国共青团中央与《北京晚报》在2022年4月更于同一天发声，指“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以及“岂任‘女拳’兴风作浪肆意播毒”等。

不过，自2022年发生铁链女事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后，中国也随即加快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包括上海、福建等地也都陆续推出妇女权益保障的配套条例。

长年研究中国大陆性别问题的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副教授伍维婷受访时指出，大陆官方在妇女政策乃至性别议题的治理方式，一直都倾向成为一个“妇女保护伞”的角色，因此当出现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时，上级政府都还是会出手。

但她强调，这样的治理模式，意味着只有政府可以扮演保护者角色，至于公众进一步去讨论性别议题，前提是不能造成社会的不安、不稳定，否则就会遭到禁止。

电影《好东西》引讨论　专家：公众性别意识渐觉醒

就在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女权运动面临紧缩的背景下，由女性导演邵艺辉执导的电影《好东西》，却以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蝉联中国院线电影票房冠军达三个星期。自11月22日上映以来，票房也突破人民币7亿元（1亿3000万新元）。

这部电影以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女儿王茉莉，搬进上海的新住处展开，母女俩结识以独立女性自居的邻居小叶，相互鼓励，并给予温暖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台词中多次提及知名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同时谴责社会对女性性欲的污名化、对单亲母亲的刻板印象，甚至抨击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等。

尽管有女权支持者认为，《好东西》未能呈现当下性别对立问题最严峻的一面，但绝大多数评论都盛赞，这是中国少见的女性主义电影。

连《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公号都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这部电影的视野同时涉及亲子教育、校园霸凌、网络暴力等社会议题，“辐射更广阔的现实与更深刻的思考”。

也有观点认为，这部电影并没有为了彰显女性的独立自主而将男性推向对立面，因此才能获得票房青睐。

不过，从这部电影也可看出，中国公众对于女性主义、女权等性别平等概念，其实已具备一定的接受度。

专研中国性别议题的广东中山大学社会学者丁瑜就形容，中国民众对于性别平等的意识正慢慢进步，“有时候可能是进五步退三步，但还是前进了两步的”。

她认为，民众在性别平等意识觉醒，又会反馈到整个国家、社会体制，“就像一个巨人，要从脚底的神经反馈到大脑，再做出一个反向的指令，这是需要一些过程和时间的”。

性别平等是“最漫长的革命”

从事中国女权运动超过30年的冯媛则认为，中国社会的性别意识提升，很大程度上肯定是离不开媒体的传播。尽管在当前中国媒体的内容中，真正传播平等性别意识的比例并不高，但还是比以前很多年，有了更大的可及性。

她认为，性别平等是“最漫长的革命”，虽说有很多人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观念，但主流意识形态和体制有时还是有很多偏见、误区和盲点。尤其是在性骚扰、性侵犯案件中，出现不完美受害者时，公众可能就难以平权意识去看待。

“所以我仍然觉得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也肯定不会很顺利，但是我觉得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而且会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