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新加坡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成一个英语国家，一场疫情便显示，打一场持久抗疫战争，单靠英语沟通是远远不足的。

3月10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上刊登了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的答复，回应了我上周的专栏文章，澄清了我的几点“曲解”，阐述了他对于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观点，也为他的“英语测试”建议辩解。

他说，人力部以前也曾要求新的帮佣通过英文考试，但现在则改为“本地生活课程”取代。他忽略了，帮佣是来找工作，不是申请移民，跟已经在本地工作一段日子，以及准备带来投资和制造工作机会的移民或永久居民的申请不能相提并论。对于那些不能符合基本条件的申请，根本连考虑都没有必要，“英语测试”是多此一举。

毕丹星表达了他否认新加坡是个“英语国家”的立场。这个立场宣示对其政党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和各族之间的沟通语言，但无论新加坡人的英语讲得多么好，也无法跟美国人、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相比。

过去几天在翻阅近日发布的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访问录中文版《凝思集》（一），书中有许多课题的阐述切合今天的议题，发人深省。杨荣文明确反对以英语作为新加坡的单一语言。

他说：“当西方人称赞我们英语很棒时，我们感到尴尬。”他感到“尴尬”的是，西方人在以为新加坡人都讲自己的母语的情况下，还能讲流利英语，的确是了不起。

在欧洲大陆，人们能讲两三种语言，如法语、德语和英语是稀松平常的事，这也就难怪西方人对新加坡人有这样“美丽的误会”。

如果新加坡政府以追求英语为单一语言，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英语国家”为目标，将对教育、社会、移民政策带来巨大的冲击。

新加坡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成一个英语国家，一场疫情便显示，打一场持久抗疫战争，单靠英语沟通是远远不足的。

政府在星期三（3月8日）发布约90页的《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检讨新加坡抗疫历程中可取与不足之处。可取的包括推行疫苗接种、保持供应链畅通、全国互信程度高；不足之处比如对客工宿舍疫情的处理，以及在实施安全管理措施上不够灵活等。

白皮书的检讨结论没有什么出人意表之处，“全国互信”也是政治领导层过去一年来说得最多的优点。

在三年抗疫期间，政府充分利用多语渠道，每天通过各语文报章、手机短信、电视、电台广播等媒体发布消息；多位部长议员也亲上宣传前线，以各种方言与国人沟通，解释各种防疫措施，提高人们对冠病的认识，防止假消息蛊惑人心。

在危机时刻，新加坡还能有一些双语能力杰出的政治人物足以“临危受命”，面向老一代国人，以流利方言制作抗疫教育视频，是令人欣喜的难得现象。

新加坡社会的多元并没有成为妨碍国人团结的负面因素，也印证了新加坡不能往单语社会的方向迈进。

吸引外来移民是既定长远政策，外来移民将引进新的语言和文化元素，他们也可能同时输入与本地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价值观和信仰问题。

杨荣文在上述书中透露，曾经有一段时间，新加坡国会议员在一起用膳时，回教徒和非回教徒分开不同桌子，李光耀“见状震惊不已”。因此，之后改为自助餐，清真、非清真和素食分开摆放，议员取餐后则在同桌用餐。

这种鼓励不同宗教人士不分你我，同桌用餐的方式深入民间，小贩中心与咖啡店是最好的写照。

回收餐具的架子也有清真和非清真之分。回教徒能够在这方面妥协，与非回教徒同桌用餐，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只要一过长堤就知道，这方面两岸是个强烈对照。

互相包容的文化即使对在新加坡多元社会中成长的人，也是一种学习过程。例如以前我偶尔自带餐盒，到马来摊位打包食物，但有一次要打包马来饭时却被拒绝，说必须用他们的包装，不能用我的饭盒。起初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后来意识到，华人自带的餐具可能冒犯了清真食品的“圣洁”。经一事，长一智，回教徒的宗教敏感程度也许因人而异。

外来移民的融入，多年来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话题，来自中国的富商，对本地的马来族和印度族了解多少，是否对清真食物的禁忌具有敏感性；来自印度的白领，如何与许多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下，属于低层的本地印度族群相处等等，对新移民都是一种考验。

新移民要融入本地社会，语言不是大障碍，更大考验就在于他们对种族和宗教的敏感性。

在保持社会的多元性方面，新加坡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如加强公众场合多语言的使用。看得出政府正在努力中，一场疫情应该让政府更加明白多语是我们的优点，不是缺点。

长居香港教学的新加坡经济学者曾渊沧，3月3日在《新明日报》的专栏文章《新移民须通晓英文？》的结尾说：“……我们不知道30年后，只懂英文英语在新加坡是不是仍然足够？”其实，今天的国际形势已经明显不过，我们不用再等30年或三年。

世界上只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如假包换的英语国家，连印度和菲律宾也没资格。新加坡作为“英语国家”的假象，也许正是造成本地年轻家长放弃母语，以英语作为家庭用语，以为孩子只懂英语，讲好英语就足够的心理因素。对移民申请要求“英语测试”只能助长这种假象，新加坡越早摆脱这种假象的迷惑越好。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