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

全球权力架构失衡，政治经济对立极化现象，在华盛顿与北京无法调和矛盾下愈来愈严重。此种发展势头确实对全球化形成逆流，同时更严重制约自由贸易体制运作。但是否将大开倒车，让全球再度沦落到冷战对峙军事对抗的地步，各方看法显现落差，迄今无定论。

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出面号召西方各国，透过贸易封杀、金融抵制、科技封锁与活动排除等不同手段，将原本在东欧俄乌两国间之区域军事冲突，转化成冲击全球经贸与金融体系运作的全面对抗。

西方国家经常对外自诩遵奉民主自由体制，同时亦积极维护市场经济机制；但却扈从美国对付俄罗斯，不过又无力制约莫斯科，反而让本身社会产生通货膨胀，经济景气遭受打击，付出严重代价。这种美国请客、欧盟买单的情境，是否让跨大西洋西方各国盟友间矛盾恶化，好戏尚未完全落幕。

说实在话，所谓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不过是西方经济学者所倡议之理想国，基于政治及经济一体两面相互连动之特性，透过国家安全政策取舍与地缘战略考量，尽管西方国家经常将市场经济挂在嘴边，但到头来却可能是率先颠覆市场经济体制的元凶。

西方国家基于经济安全算计，希望掌握战略物资、商品与科技，特别是企图在民主国家内建构自给自足的供应链，其实是相当不切实际的思维。若供应链缺乏消费市场，就无法建立经济供需结构，在生产供给端，就无法获得源自消费端的驱动力量。

同样西方国家运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手段，去扼杀政治对立国家获得原料、机具、科技、人力、数据与资料等生产要素，不论是透过贸易制裁、出口管制或是技术封杀，其实是瓦解全球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最严重的威胁。

除前述政治手段破坏经济供需运作外，西方国家运用司法手段，协助经济与科技竞争，更是不乏先例。不论是日本东芝与法国阿尔斯通受困于诉讼，最后被迫低头，或是华为财务长孟晚舟遭到扣押事件，其实都证明西方国家司法并非独立，到头来都有可能变成经济战线斗争对手的政策工具。

相对上，从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案，美国政府出面干预法院追诉沙国王储穆罕默德，迫使法官认定穆罕默德享有不受起诉豁免权，因此驳回卡舒吉未婚妻所提民事诉讼；西方司法正义遇到国家利益与政治算计会转弯，看来真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国家只要握有本钱，就会运用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透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或是政府支出与税收，以便促进经济稳定，避免景气衰退，并防止经济过热。因此政府总是会在汇率、利率以及税率上面做文章，手中若有筹码，都会适时干预来稳定金融并导正市场运作。

因此当西方国家动辄指控他国操控汇率，扬言要提出制裁手段，威胁他国就范，这根本就是在装傻。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与德国签署《广场协议》，就是以政治手段干预汇率最典型的案例。难道这些国家都不是市场经济体？西方国家做贼喊捉贼，摆出双重标准，绝不会让人意外。

今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2022年降低通胀法》，更是明目张胆地对美制产品提供补贴，吸引欧盟企业前往投资美国。欧盟各国纷纷恐慌反弹，担心产业外移殃及欧洲经济。欧盟各国领袖指控美国以邻为壑，贸易战蓄势待发。

过去数年，美国与中国经贸冲突，许多西方评论家都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北京说三道四，透过媒体论述来指责北京好像是干过亏心事。但西方国家不是永远合作无间，各国就维护经济利益来说，都具有本身立场，不可能任由盟友损伤其经贸运作与产业架构而毫不作声。如今西方因为利益冲突自乱阵脚，能否让有意倡议围堵北京者，继续维持团结相互合作，其中充满变数。

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作为经贸实力领先者，制定国际社会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规则，但是当日本经济实力兴起后，好不容易侧身心不甘情不愿地让东京加入行列。如今面对中国、印度以及多个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眼见经济实力逐渐落后，便使出各种手段，希望制约挑战者发展势头。

西方国家主导世界脉动，经常是神也是鬼，立场反复变化更是家常便饭。当经济实力强劲，科技领先时，就高声倡议自由经济市场开放；经济与科技实力衰退后，就祭出各种保护措施，关上国内市场大门。但若因此颠覆市场经济体制，恐怕才是裂解西方价值体系的最大反讽。

作者是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