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

大陆政府二十大结束后，中国上下惯例地进入学习“二十大精神”的时期。由于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在相关部门举行解读二十大报告的记者会上，回应中国是否有意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出口到国外时，表示“中国不输入别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欢迎国际社会“借鉴中国的经验和做法”。

有关“中国模式”的议论，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愈来愈明显，曾经出现过几波，如今二十大甫闭幕，国际社会也正在关注中国外交方向何去何从之际，孙业礼的发言，恐怕将引发“中国模式”如何走出国门、影响世界，以及相关的二十大后新国家战略、外交方向的讨论，值得关注。

其中一个观察点，是就二十大报告出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的解读。依笔者所见，此一新论述涵盖两大重要信息。

其一，这里讲的“现代化”，是传统定义上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经济。具体领域包括周恩来晚年提出、邓小平正式开始推动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以及国防的现代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以及中国崛起20年的历程，说如今中国一二线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准已经达到或接近现代化的目标，并不为过。换言之，如果说中国还处在“迈向现代化的初级阶段”，那显然是谦虚了。客观的事实是——中国已经大致实现了迈向现代化的转型。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的另一个信息是，中国成功的“现代化”，是有别于欧美的“中国式”，因此是“新选择”。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外乎是基于市场原理，配合法治的普及，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发展中国家则采“进口替代工业化”，或制订“出口替代战略”来寻求工业化与现代化。尽管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也是依靠“出口替代工业化”；然而中国在此议题的语境，则是中国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中国有共产党以及像邓小平、习近平那样英明领袖的领导，是因为中国正确地实行了“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此一来，诸多衍生出来的问题，恐怕就一个接一个了。譬如，倘若要复制“中国模式”，是否要先建立共产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才有可能？然而，其他仅存的由共产党或列宁式政党，即“以党领政”的国家，为何却未像中国那样快速地迈向现代化？同样的政治体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不也并没有确实地让人看到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吗？如果是因为大陆政府后来有了新思维，并根据这个新思维，配合新的政策而有了辉煌的经济成就，似乎也只适合于其他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来借鉴和仿效。

是否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如果绕过党的制度这一先决条件，在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方面，中国所采用的应对模式，又是否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呢？

以波及全球的冠病疫情的蔓延与发展来看，可以分三阶段来检视中国的应对模式。第一阶段是武汉暴发疫情初期，武汉当地政府一开始隐瞒疫情，未能及时通知市民加以防范，因此才有荒诞的“万人宴”（2020年1月18日），期间还出现“李文亮事件”等现象。史无前例的“武汉封城”尽管争议不断，也有《方方日记》的话题，不过当疫情蔓延到全世界，各国为此疲于奔命之际，中国延用的“封城战术”确实在较长一段时间创造了“清零神话”，使国际社会包括世卫组织也一度予以高度的称赞，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肯定中国防疫的成就。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第二阶段的疫情防控中，中国取得了让世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然而以封城或小区封管为代价的防疫模式，即使纪律严明的新加坡，或具超强自我管理能力的日本，也无法引进实施，更遑论欧美其他更强调自由、人权的国家。

更有甚者，到了第三阶段的2021年末奥密克戎开始肆虐全球，当人们掌握到病毒“传播快但病毒轻”的特征后，逐步将之视为“风土病”，不再实施严厉的隔离以及限制措施，并且在2022年下半年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开国门，恢复接近疫情前的出入境政策。然而，中国却继续“拒绝与病毒共存”，延续之前极为严厉的封控措施。

在依然故我地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国，西安、深圳、长春、吉林、上海、成都、西藏等先后封城，尤其是上海封城酿成的诸多悲剧让世界咋舌。中国独有的封控式防疫模式，有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效仿呢？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是在中国防疫形象最高光的疫情第二期，现实是中国大陆防疫模式始终走不出国门，甚至也扩散不到香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包括“上海速度”，的确打破了过去西方政治学在理解经济与政治发展关系的一个主流观点。该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成功，将促成社会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将提出诸多改革诉求，最终导致政治走向民主化。然而，中国的案例并非如此。经济的起飞与发展，反而强化了体制的合法性，使得政权得以继续维持。

然而，正如本文所诘问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历史证明是否定的，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改革的模式，充其量只影响到极少数像越南这样同样是实施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事实是，到了中国崛起，经济实力跃升至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的这10余年，也没有任何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效仿中国的政治体制及经济制度，并获得“现代化”的成功。

此外，“现代化”是否仅定义为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法治的落实、资讯的透明、社会的多元与开放、人民的个人权利获得保障等，也应是“现代化”的内涵。撇除了这些元素，将如何吸引与中国实施不同体制的国家来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呢？

如本文所述，现在进行式的中国清零政策，已证实无法获得世界普遍的共鸣。二十大之后，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又获得国际社会多少掌声呢？因中国独特的环境制度而获得“成功”的模式，是否真的为世界提供了“新选择”，世人对二十大之后的诘问，仍在继续。

作者是东亚国际关系学者、东京大学博士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包括“上海速度”，的确打破了过去西方政治学在理解经济与政治发展关系的一个主流观点。然而，“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历史证明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