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港事
住房在香港是一个老掉牙的社会问题。许多买不到房的港人等候多年,仍未能入住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即廉租房)。官方早前在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以“集装箱”方式,在短时间内兴建大量简约公屋,这项措施能为基层家庭带来一丝曙光吗?
香港市民周玲(43岁)与丈夫及八岁的儿子申请公屋已有七年,目前一家人仍住在深水埗区一间约80平方尺的劏房(即分间楼宇单位)。
《联合早报》记者星期一(10月31日)到周玲的住所采访。刚进门,要先经过一条窄小的走廊通道,才能慢慢走入她一家的蜗居。
房间里放置一张小床,旁边还有一台洗衣机和一张矮小的桌子。除此之外,再没有空间可以摆放其他家具。
周玲指着小桌说:“我们吃饭就在这里,小朋友平时也用它来做作业。那张床原本是一个人睡的,我们一到晚上就拉几张椅子放在床边,三个人横着睡。”
虽然劏房的面积小,但租金不便宜,不包括水电费,一个月也要4000港元(约722新元)。不过,周玲的丈夫一个月工资只有1万多港元,三分之一的收入用来缴交租金,一家人平日只能节衣缩食,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
周玲说:“一星期最多只能买一次海鲜回来煮给大家吃。”
劏房中逼仄的环境和难以保障的卫生条件,让周玲备受困扰。随着儿子日渐长大,一家人对于搬入更宽敞居所的需求也愈加迫切,日夜盼望能够尽快入住公屋。
一直以来,香港政府实行高地价政策,限制土地供应,导致香港楼价长期高企,不少港人被迫“住得贵、住得细、住得挤”。即使过去三年香港经济深受冠病疫情打击,楼价已经下滑约一成,但香港仍然蝉联全球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榜首。
不吃不喝23.2年才能置业
根据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今年3月公布的调查,香港楼价与收入比例已经连续12年位列全球最高,港人不吃不喝23.2年才能置业,远远领先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悉尼的15.3,以及第三位的加拿大温哥华的13.3。
这种情况下,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昂贵私人住宅的港人,只能申请入住港府的公屋,近年来公屋等候时间也不断打破历史纪录。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一般公屋申请者的平均等候时间长达6.1年,为23年以来的高位。
而不少港人或者基层家庭在等候分配公屋期间,只能被迫居住在狭小的劏房中。房屋局10月31日公布的最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2022年周年进度报告》估算,目前居住在环境欠佳的住户数量为12万7500户,当中有9万3600户住在劏房。若对比去年的9万2200户,今年再增加1400户,增幅为1.5%。
然而,大部分劏房的环境相当恶劣,对租户的身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017年2月16日凌晨,深水埗在不到两小时内发生两起涉及劏房的严重火灾,导致一死30伤,让社会再次关注劏房问题。
严峻的房屋问题多年来都是历届特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官方也不断提出不同方法,希望解决市民的居住问题,但都困难重重。
以上一届林郑月娥政府为例,官方曾经提出“明日大屿”填海计划,以应对香港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但要到2032年第一期填海后才有住宅单位落成。去年10月,林郑月娥公布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时,改而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同样被多个团体抨击计划“远水不能救近火”,无助缓解市民急切的住屋需求。
近年来,港府也力推过渡性房屋政策,邀请不同民间机构在短期闲置土地上以组合屋(货柜屋/积木屋)方式兴建过渡性房屋,为正在长期等候公屋或居住环境恶劣的基层市民,提供有租约年期限制的可负担及过渡性房屋,改善他们生活质量。
然而,面对数量庞大的公屋申请,过渡房屋的角色相当有限。
以今年为例,港府的1万5000个过渡房屋目标即使按时全部建成,对解决基层居民的居住问题只能起到的作用甚微。
一些营办过渡房屋的民间团体也反映,过渡房屋虽说是临时居住设施,但规划程序复杂,往往要耗时两年,而土地持有人一般只借地七年,结果浪费了两年做前期工程、审批及施工,变相导致住户租期缩短,居民也面对几年一搬的折腾。
深水埗议员刘佩玉:
多数劏房住户盼住简约公屋
位于香港九龙半岛西北部的深水埗区,一直以来都是香港劏房的聚集之地。深水埗区议员刘佩玉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区内的劏房住户。
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在她接触的劏房住户中,租金往往占他们一半以上的收入;多数基层劏房住户对于能够入住简约公屋都翘首以盼,心情相当雀跃。
但刘佩玉也希望,简约公屋租金能再便宜一点,位置不要距离市中心太远,方便家长和小朋友工作和上学。
长期关注香港基层问题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也认为,中短期而言,发展简约公屋无疑是可行的选项。
官方应持续检视及对外公布各区闲置用地和物业情况,善用所有市区土地资源发展简约公屋,进一步增加简约公屋至未来五年不少于5万个单位,并将简约公屋的供应纳入长远房屋策略中。
但施丽珊也指出,为了凸显政府处理房屋问题的决心,官方长远上应制定取缔笼屋、劏房清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立下房屋目标和愿景,争取在10年后取消这类居所。
另外,为确保有足够公营房屋供应,官方应进一步增加公营房屋用地比率,将部分作私营房屋发展用途的土地,改划为发展公营房屋。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陈晓锋则认为,港府应多管齐下,积极运用公权力征收私人囤积土地及限制房屋单位面积等,改善基层住户环境。
他说:“长远来说,单靠增加房屋供应并不能有效解决劏房问题,必须要大力发展新市镇,改变社会的产业结构和拓宽就业渠道,在新发展地区如北部都会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吸引劏房住户迁入新市镇。”
有洗手淋浴与煮食空间等 五年拟建3万单位
对于周玲来说,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19日公布的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无疑给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这份《施政报告》中,官方提出会利用短期内没有发展计划的政府和私人土地,以标准简约设计和组装合成,快速建成简约公屋。目标是在五年内兴建约3万个单位,供等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者申请。入住者可保留等候传统公屋的位置,之后迁入传统公屋。
所谓“简约公屋”,指的是这些房子的配备会有传统公屋的基本设施,如独立洗手间、淋浴间及煮食空间,也有冷气机、热水炉,但规模及周边配套,如商场等设施,则不能与传统公屋相提并论。
租金方面,简约公屋将会与传统公屋挂钩,官方初步考虑以同区新落成公屋租金为定价指标,视单位面积大小,租金估计为570港元至2650港元,大约等于传统公屋租金的九折。
港府在《施政报告》首次提出简约公屋概念后,一直未公布简约公屋的设计。
连日来,“简约公屋”也成为香港网络上的热搜词。许多人都关心它究竟好不好住,居民可否无缝衔接上公屋,简约公屋附近有什么配套?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10月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简约公屋的四至五人单位设计图。设计图显示,这类单位“五脏俱全”,但采用开放式设计,如果家人要有私人空间,就得在间隔方面花些心思。
官方强调,过渡房屋由非牟利机构兴建,但由于并非其强项,兴建速度较慢。相比之下,简约公屋是由政府兴建,兴建至落成的时间会更快,而且质量高,并非铁皮屋、货柜屋。在结合简约公屋和传统公屋的总供应量后,港府也为公屋等候时间封顶,目标是在四年时间内,把等候时间从目前的六年降至约四年半。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陈晓锋博士在今年初曾和一些青年学生探访过一个位于九龙西的劏房住户。
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忆述,当时,他一进门就看到厕所和床几乎连在一起,而且完全没有遮挡,卫生和隐私问题是极大隐患;厕所的隔壁是煮食的空间,也存在安全问题。
陈晓锋说:“像这种有独立厕所的劏房月租差不多要5000港元,但这样恶劣的环境,类似的劏房竟然还极为抢手,折射出香港房屋供应短缺问题极端严重。”
他认为,简约公屋的作用与以往的中转房屋或过渡性房屋差不多,是一种帮助等候公屋家庭提早“上楼”的权宜之计;官方提出兴建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确实可以帮助基层住户,体现了李家超团队解决房屋问题的决心和诚意。
简约公屋让一些基层劏房住户看到了希望。周玲表示,一到夏天,天气闷热,就会有大大小小的蟑螂在住所上空飞来飞去,孩子惊吓不安;简约公屋环境肯定比劏房好,她会申请。
不过,也有劏房住户对简约公屋持不同看法。吴先生(74岁)与刘姐(68岁)夫妻俩等候公屋已约两年,目前正租住在深水埗一幢唐楼的劏房内。两人当天看完施政报告直播后,直言“不想去住简约公屋”。
吴先生夫妇目前的生活费主要是靠领取政府的综援及租金津贴,大约有1万1000港元。除了5000多港元的劏房租金及水电费,仍有少量余钱。
吴先生认为,在深水埗区与左邻右舍、地区社工相熟,可以与朋友互相照应,“去了其他区人生地疏,要重新适应”。
太太刘姐也感叹说,自己身为年长者,对可能建在陌生地区的简约公屋兴趣不大。
一些民众也担心,简约公屋设施欠佳,以组装合成建筑法(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兴建,主要建筑材料可能是钢材,虽然设有冷暖气等,但近年全球暖化趋严重,天气异常炎热,这样的设施未必舒适宜居,而且隔音一般,影响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