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泉野

承接“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上台后，也着力于“对外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在首次以特首身份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时，李家超聚焦社会普遍关注的七大范畴，其中之一便是加强外宣。用李家超的话说，“世界上面，我哋虽然系君子，但有好多小人”，指不能单靠“有麝自然香”，亦要“画公仔画出肠”。

李家超主讲“国家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政府新闻处）对外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自然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经过轮番社会运动的冲击，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包括法治、民主、文明、软实力等，遭遇重创。虽然经由2019年的修例风波，香港被内地看见，被台湾看见，被世界看见，期间火光冲天、暴力肆虐的香港，也不断被推上国际媒体的头条，但围观的各方，却只是看见了香港的一部分，或者只看见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香港的撕裂感由此更进一步。

在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之际，讲好香港故事，对外呈现更全面、多元的香港，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但怎么“讲好香港故事”，却是一道难题。

一方面，虽然北京反复强调“一国两制”不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在港讲话亦开门见山给出新的政治承诺，“‘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覆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但在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国家和地区看来，今日之香港，已然是“一国一制”，故此当“香港故事”遭遇拥有话语权的国际叙事，要想讲好，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在香港社会层面，人们普遍对“讲好香港故事”缺乏共鸣。在修例风波的倒逼下，北京以雷霆之势推出了香港国安法，并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虽然从北京的角度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避免香港沦为不设防的城市，沦为反共基地，是为了将香港拖出泛政治化的泥沼进而着力于经济民生，但在不少港人看来，北京落实全面管治权的同时亦进一步限缩了港人的自由。虽然今日香港之局面起自于反对派打破良性对峙结构，但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回首过往尤其是修例风波，而只是单向度地将其归因于“河水犯了井水”。在这样的心理预设下，“讲好香港故事”的主体，虽然是香港，但在不少人看来，最终目的却是为了符合中央对香港的预期，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多大关联。

基于以上两点，一个是国际大气候，一个是香港自身的小气候，所以“讲好香港故事”并不容易。而从各方目前“讲故事”的实际作为来看，“讲好香港故事”正在陷入到另一种形式主义的陷阱中。

习近平七一在港发表重要讲话后，香港各界便掀起了一股“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的热潮，包括中联办、建制派政党、社团联会等。不消说，习近平五年之后再次来港发表讲话，且是在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在香港经歷过大小风波冲击人心思变之际，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学习、领会的，时下的香港也需要这样的定心丸、稳定剂。但具体到方式方法，是否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学习宣传”、“讲故事”，有待进一步商榷，至少从目前的实际效果和社会观感来看，并不尽如人意。

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社会研究讲座教授吕大乐日前撰文指出，“虚词不会帮助我们讲好香港故事。要把香港故事讲好，要认真认识和思考这个地方的生活、文化。”吕大乐同时也强调，讲好香港故事要就人们普遍关注的具体问题给出实在的答案，比如“香港的‘两制’容许它对外保持哪种程度的开放？特区政府将会怎样管理对外开放？特区的开放跟内地的开放有何差别？是程度上的差异？还是性质上的差异？在一国的框架底下，需要有怎样的一致性？”

所以，对特区政府来说，“对外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需要从力戒形式主义开始，从实事求是直面具体问题开始，内地习以为常的一些做法并不一定适用于香港，“香港故事”需要根植于香港的生活、文化。就像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所言，“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只要特区政府能脚踏实地、以实际行动回应这些民生诉求，任尔东西南北风，“讲好香港故事”说难也不难，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