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王义桅、廖欢

持续演进的俄乌冲突表面上看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对抗，实际上折射出西方文明的扩张危机。这种危机源于西方文明固有的二元性，所谓的二元性表现在西方只能接纳与其同质的存在，非同质性的事物要么被其同化，要么就被判定为需要消灭的对手。

俄罗斯这个对手，很大程度上就是美西方通过北约东扩等塑造出来的。而俄罗斯之所以被塑造成对手，部分根由又在于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曾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多民族大一统、广袤的地理版图等等，这些都令西方觉得无法同化，于是只能将其敌化。

而西方文明二元性的荒谬之处又在于，其同质的标准是可以变动的，需要对手的本质却是不变的。这种特性往往使冲突成为一种必然。北约是为对抗苏联而成立的军事组织，目标是“摁住德国人、挡住俄国人、留住美国人”。但在苏联解体后，本来失去存在意义的北约却又源源不断吸纳原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这种行为本身就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的挑衅。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相应的民主化改革，同时在国际上致力于改善自身形象，使北约无法公开将其视作敌人。失去最大假想敌的北约将关注点转向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网络攻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议题。但因没有一个固定的假想敌，北约内部难以凝聚，影响力日衰。

俄乌冲突的爆发无疑是给北约打了一剂强心针。乌克兰危机表面上是苏联解体效应后续和冷战遗留问题的总爆发，实际上还可追溯到国际关系的近代源头，折射老的文明冲突又在酝酿新的文明冲突。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由“30年战争”（1618年—1648年）——新教战胜天主教、确立主权国家体系开创的，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国际关系史与世界历史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世界历史研究表明，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将宗教排除在政治之外，带来了和平。尽管从长远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进了世俗化，但它本身并不是完全世俗的和约。神圣罗马帝国只在基督教意义上才仍然是神圣的，宽容只拓展到加尔文宗信徒。其他异议者以及东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被剥夺了类似的宪法权利。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在《30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一书中写道，“30年战争非但没有使政治世俗化，反而让以武力在帝国内部获取教派或政治目标的做法，声名扫地。”

国际关系理论则完全从正面肯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来干脆不谈其基督教背景，是因为国际关系成为基督教文明扩张的产物，没有遇到宗教对手，只是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权力转移，演绎战争与和平。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就担心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复兴带给基督教文明的威胁。

可以想见，西方文明还会因为需要敌人的本性而在未来制造出一次又一次冲突。尤其是带有新教原教旨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DNA的美国，在资本无序扩张和技术崇拜逻辑下，正通过制造“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一次次转嫁危机、制造矛盾而非改革自己、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虽大，好战必亡。一个靠塑造外来敌人而生存、靠应对外来敌人而生长的文明，最后也必将在自我反噬之下走向衰微。这是我们观察当前这场俄乌冲突以及美国之前促动或参与的多场战争时，越来越能够看清的一个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