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病人因疫情而耽误治疗不幸去世的消息，在近期的中国已然不算新闻。但悲剧落到郎咸平身上，使其再一次成为大家议论的热点。4月11日，中国著名学者、金融学家郎咸平母亲在医院外等待核酸结果四小时后去世。从郎咸平所发微博内容来看，如果不是因为要等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他98岁的老母亲就不会与世长辞。他强调自己母亲虽然年纪大，身体也不太健康，但这次是肾脏有一点点衰竭，只要和往常一样，能及时打上一针就问题不大。可就是在急诊室门口，他们没能等到那份核酸检测报告，等来的却是母亲亡故的消息。

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上海有严格防疫规定，病人必须做完核酸并确保检测报告为阴性后方能就医。在郎咸平的名人效应下，这一事件迅速为人们所关注。很多人从公民权利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纷纷发表各种看法。有些人还对本应救死扶伤却见死不救的医院，以及刻板而机械的防疫政策予以批评。

本文要谈的是基于医院官方的立场，回答他们为何会这样做，或者说探讨一下医院官方为何“见死不救”的内在机理。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的某些观点，或有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在《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里，布坎南指出：“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等）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政治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可能有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

理解了这点，我们再来分析郎母悲剧，就容易多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公立医院与公立大学一样，都是体制的一部分。换言之，在中国，大学不是按大学的逻辑在办，医院也不是按医院的逻辑在办。在中国，医院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化企业，而是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以政府职能、公益服务为目的的公益性单位、非公益性职能部门。它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

由此可见，将郎母拒之于急救室门外的医院，本身就是特殊的衙门。就本质而言，医院各级负责人的身份首先是官员，其次才是医务人员。

早于2019年5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通知，还出台了《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基本制度（试行）》，强调医院感染防控工作作为“一票否决”项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等工作。随着冠病疫情的暴发，相应措施也更趋严厉。在没有得到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如果医院“贸然”将患者放入医院，导致医院出现疫情传播，在“一票否决”的高压下，在等级评审、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等方面，必然会大受影响，相应责任人的乌纱帽更是难保。

正如布坎南的观点所阐明，无论上级，尤其是中央的意图为何，相应医院及官员的行事总是受自身深层利益驱动。因此在当前体制环境“一票否决”的压力下，对医院乃至管理医院的医疗行政机关的官僚而言，“刻板”“机械”地执行相应政策，确保程序正确，以此降低自身的责任和压力，无疑就成为最理性的选择，哪怕因此要背负道德的谴责。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