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

俄乌战争持续两个多月，莫斯科已日益显现出其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一系列窘迫，似乎正在为如何体面地结束战事而焦虑。普京已急于向基辅寻求一个谈判的机会。

俄罗斯银行家廷科夫（Oleg Tinkov）最近通过媒体表示：“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在裙带关系下都是狗屁且龌龊，军队怎能变好？在俄罗斯，90%的人都反对这场战争，其余10%是蠢人。”

“危国无贤才，恶政无善人”。高等级的人，内心充满爱，为了爱去解决问题；低等级的人，心里装满了恨，为了恨去制造事端。普京不属于前者。他不明白，子弹打不穿人心。普京已经把俄罗斯从沙皇时代及苏联“积攒”下来的政治及军事“遗产”消耗殆尽。他是一个“败家子”。

普京发动军事入侵乌克兰，既野蛮又轻率。他已经启动了让本人及俄罗斯从此走向根本性衰败的进程。这绝非主观期待，更不是一个诅咒，而是基于一系列现实逻辑。普京想继续重复东斯拉夫、沙皇等原始低等级生态方式，无知及无视于人类发展至现阶段的文明主流。但历史不会再重现。

在政治上，普京至少已经犯下五项致命性战略错误：一、军事入侵主权国家，挑战联合国宪章与现代国际文明秩序，处于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与审判的被告地位；二、对乌克兰人民守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家园的坚强意志和能力缺乏战事评估；三、对包括美国及北约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与对俄罗斯可能制裁的系统反应，缺乏系统认识及应对方案；四、对俄罗斯本身的常规军事能力缺乏现实认识；五、不敢直指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而借入侵乌克兰以挑战北约，是一种恃强凌弱的低级流氓行为，显现色厉内荏，处于道德低洼。

在军事上，正是基于上述致命的战略性错误，普京于2月24日出兵乌克兰，气势汹汹，试图速胜，但无论在整体决策部署上，还是调兵遣将及具体战役实施上，都犹如一个醉鬼上街，毫无章法，无不一败涂地。可以说，普京在一系列政治与军事现实上，都缺乏最基本的可行性评估。据媒体报道，在卢甘斯克，俄军甚至因找不到乌克兰防卫部队的准确位置，而强迫当地居民伪装寻求乌军庇护，试图以此找到乌军位置。

普京及其曾经的“代理总统”梅德韦杰夫，先后向欧洲与乌克兰发出核威胁。这说明莫斯科已经失去了在政治、外交与军事上的常规运行能力，只能气急败坏地选择自杀式袭击（同归于尽）。他们已经糊涂到了连这样一个基本常识都不顾，即在他们按下核按钮的同时，意味着莫斯科也将成为核打击的目标。

应当看到，北约东扩的其中一个重要内涵，是民主、自由与发展的东扩，是对于极权政体与落后发展模式的限制。虽然，也要防止与遏制美国霸权主义在全球及有关区域内的泛滥，但也必须认识到，美国现在是驱动全球理性发展道路上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如果任由普京横行，世界将会怎样？北京就会安全吗？莫斯科对于中国，除了想利用和欺骗，还会有什么呢？看看中国的高中历史课本就知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对于国家的背叛。

1776年，世界上诞生了两份重要文献，6月在伦敦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7月《独立宣言》在美国问世。这两份文献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与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双轮驱动全球治理与发展模式的崭新征程。再加上欧洲中世纪末罗马法复兴及思想启蒙运动而产生的欧洲法治进程，及由罗马（大陆）法系与英美（普通）法系为基础推进的全球法治体系建构，意味着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作为现代人类文明的三大柱石，得以在全球确立。

20世纪上半叶以来，全球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社会法治与经贸自由的主流进程，不可阻挡。虽然，民主与集权、自由与垄断、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斗争，仍然在许多地方对峙，但民主、自由、法治的阵地在不断“东扩”，集权、垄断与人治的逼仄也越来越惶恐。

对中俄采取不同战略取向

二战后，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两个重要事物：一是，联合国的诞生；二是，以美国与欧洲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体系出现，并由美国主导建立了全球无可匹敌的北约军事力量。

前者，人类有了基本的公义框架及道义场所；后者，美国及北约有能力阻止乃至击溃任何个别及区域国家严重挑战国际公义的行为。后者也意味着，普京想继续重复东斯拉夫及沙皇旧梦已经行不通，美欧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份额，将可能继续扩大。

俄乌战争也显然已经让美国的全球战略作出重新调整，思路更加清晰，即西方将由此对中俄采取不同的战略取向。西方认为，俄罗斯已成为一个没有可塑性和成长性国家，已经失去与之共存和合作的价值基础，且俄罗斯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步的十分危险的破坏者。对于俄罗斯，只能围堵与孤立。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芥蒂，主要是基于中国对19世纪欧洲侵略历史的痛楚记忆，与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内战时期美国是国民党盟友，以及现在国家政制仍然存在差异这三大因素。美国也忌惮中国的崛起，会整体损害其发展利益乃至取代其全球霸权地位——这是美国绝不允许发生的。但中国与欧美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可见的领土、主权及军事安全威胁。

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未来相处之道，应是促进彼此政治、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及矛盾化解，增进发展融合。中美之间，中国当汲取西方文明之积极精髓，美国应吸收中华文明之仁义礼智信内涵，相互砥砺，共同推进人类和平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下，由台湾问题可能潜在与引发的系列矛盾，也可以通过政治谈判得以化解与处理。中美及中欧之间，矛盾可控，前景可期。

作者是北京学者

牛津大学“一带一路”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