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对于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宣传机构或是民间意见领袖来说,不应将一种卫生医学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将卫生医学上的不同选择,当成政治之争、制度之争、文明之争。
防疫、抗疫是一个卫生和医学问题,不应当将其政治化。
全球冠状病毒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各国在防疫上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其中有失败的,有成功的。由于疫情的反复和病毒变种,那些在早期深陷防疫困境的国家,如今已初见曙光;而一些曾经防疫较为成功的国家,如今则面临新的挑战。
当冠病疫情在全球肆虐之初,中国采用清零封城的抗疫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
如今,病毒新变种奧密克戎在全球泛滥。各国数据显示,这种新变种传染性特别强,传播极快,但在普遍完成全程免疫接种的国家中,重症率和死亡率较低。这与冠病疫情初发时,那种重症率和死亡率高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针对疫情的新形势,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了逐渐放开的策略。
一种在某个阶段和某种形势下被证明为有效的防疫策略,在新的阶段和新的形势下是否仍然有效,或者仍然是最佳或较好的选择,这不是不可以讨论的。
近来,在中国有医学卫生专家提出,是否中国也应当重新评估已经变化了的疫情形势,是否可以考虑改变此前的防疫策略,从不计代价封城清零,转到与病毒共存?于是引发了“清零论”与“共存论”的争议。这种争议原本只是一种医学学术上的争议,但是却被人上纲上线,医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应当采用什么防疫政策,在卫生和医学界会有不同的意见,譬如,有清零论,有共存论。对一个国家来说,总是得有所取舍。是清零好,还是共存好,只是一种防疫策略的选择,本质上并不具有政治性,也不应被当作一种政治立场的选择。
没有人是先知先觉或全知全能,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科学家,都有可能出现认知失误。以本次冠病疫情为例。最初从世界卫生组织,到美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到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疫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最初提出的防疫建议和采用的防疫政策也不切实际,效率甚微,未能阻止病毒的大规模传播。但后来经过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或改进抗疫方法,逐渐控制了疫情,局面逐渐改观。
在这场全球抗击疫情的运动中,有一个做法是值得提倡的:在一些国家,政府无论采用何种防疫政策,总是会首先强调这是基于目前卫生医疗专家的建议,而不是当成一种政治上的英明卓识,或代表一种政治正确的路线。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无论最初采用哪种不那么有效,甚至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防疫策略,还是后来改而采用更为有效的防疫策略,都没有政治尴尬和转换的困难。因为无论先后策略的对错或是其间所作出的改变,都是基于卫生医疗专家的建议,基于对科学的尊重,而不是基于政治家的全知全能和未卜先知。
对于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宣传机构或是民间意见领袖来说,不应将一种卫生医学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将卫生医学上的不同选择,当成政治之争、制度之争、文明之争。不应将那些有鉴于形势变化,而提出应当改变防疫策略的人说成是“政治动摇”,或“立场不坚定”,或“别有用心”。
医学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两者并不能相互证明。用一种医学选择去证明某种政治制度的优劣,这是越界,并无真正的说服力。同样,将一种医学上的意见当作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判定标准,也是一种不适当的滥用。
当将一种技术性的选择与政治作深度捆绑,往往会导致一个自陷困局的结果:即一旦某一技术选择被赋予了政治正确的含义时,当形势变化,要否定已有的选择时,就成了政治不正确。于是就有可能为了政治正确,而罔顾形势变化,继续坚持,不愿回头。
中国过去几十年中,曾经有过多次将技术选择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运动。农民要怎样种庄稼,钢铁要如何炼,麻雀要不要消灭,女人应当生几个孩子,都成了政治问题。最后都因脱离现实而导致了后来的政治尴尬甚至灾难。
在最近上海的封城清零行动中,在某些名人和意见领袖那里,也出现了一种政治尴尬。有网友发现,那些平日里一贯以“爱国”和“正能量”教导民众,为清零论叫好的“大V”,最近因为亲身感受到了苛严的防疫措施而叫苦不迭,被人说成是忽然从“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从“爱党”人士变成了“递刀子”的一员,致使人们生出一种疑问:莫非从“正能量”到“负能量”之间的转换,只需要有一顿饿饭?或只需要有一个来自居委会强制去方舱医院的恐吓?这种尴尬的出现,显然也是因为他们以往对待事物过于政治化的结果。
在一个专业或学科领域中有不同的理论、观点,这很正常。这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科学探索和认识。人们可以选择或偏好某一意见或观点,但对于一时被选择的或一时没有被选择的其他意见或观点,都应当有一种宽容。应尊重不同意见,鼓励科学探索,不宜将不同的意见或观点赋予不同的政治含义,动不动就怀疑其他学术派别的政治动机和道德居心。
无论就国家而言,宣传机构而言,或是那些名人或意见领袖而言,都应当有一种政治上的宽容态度,避免凡事政治化,不要因一时的需要,或一己的需要,而事事都政治化,都无限上纲。
让医学归医学,技术归技术,政治归政治。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