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张炳良

香港现届政府上任之初提出社会和解、与民同行，惜未能贯彻，政治小阳春瞬即消逝。2019年动乱加上冠病疫情带来的折腾，令这座曾亮丽闪耀的城市，光采尽失。社会撕裂、人心疲惫、经济了无生气，人们渴望重新出发、重建香港、重见繁华。政府行将换届，能否为当前令人窒息的政情疫情带来转机，端视乎能否认清现实困局的本质，以及对未来香港的想像。

动乱与疫情，考验危机处理及管治能力。以“历史终结”论出名（后承认过于武断）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就各国初期疫情作如此观察：抗疫成效跟政体（民主、专制）无关；决定因素有三——政府治理能量、社会信任、领导能力。在复杂因素交集下，重大决策必涉及策略取舍和短长期利害，考验领导的平衡艺术，这就是政治。

香港近年出现的问题明显见诸这几方面。当然问题和缺失有大有小，有制度性，有操作性，也有跟人事有关；但如邓小平曾说：制度不好，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要走出管治困局，须从制度上改革。

可参考的经验

如何改革？不乏可参考的经验。英治下的香港，在1967年反英暴动后，若不是麦理浩厉行新政、打贪倡廉、营造民意政府，不可能脱胎换骨，迎来神话似的晚殖盛世。大陆文革后拨乱反正，从“三信”危机（信心、信任、信仰）及封闭走出，重新站起来，全靠邓小平领导下摒弃教条、坚持改革开放的务实路线。今天人人吹捧新加坡，它能走上安居及经济活力之路，有赖李光耀的远见谋略、实用主义和廉洁治国。

三个“成功”经验皆包含魅力领袖、务实改革和争取民心等元素，取得道德感召，转危为机，为新生代展示希望，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令人们相信只要肯拼搏就会有美好未来。三者皆属渐进求变，重点在于抓tipping point（转折点），改变原有路径依赖，以时间换空间，不尚虚妄，带来真正的翻天覆地。

回归后政治实验失败

整个九七回归历程的主旋律，乃于一国两制下延续香港当时的成功模式。中央原要维持一个做事唯实的香港，使广大港人和国际投资者有信心，所以管治、司法和财金制度，及社会文教等政策，基本不变；并在行政主导前提下逐步开放选举，让各阶层“均衡”参与、监督施政，惟不能动摇资本主义。此设想倾斜于商界利益，忽略了现实的动态发展，低估了回归后的新变数。

按《基本法》原来设计及2007年双普选路线图，本有条件发展出既行政主导、又存在泛民反对派参与的有节制选举竞争的“特区民主”模式。可是事与愿违，近10多年政治严重分化内耗、特首普选方案拉倒、“占中”带动分离主义冒起，终酿成2019年大决裂。中央认定回归后的政治实验失败，遂改辕易辙，特区政制不再朝开放型选举主导，而是刚性的中央主导。中央对一国两制及香港的想像，已有别于1990年代。

如何解读2019 决定未来

香港回归时如日中天，为何落得今天田地，涉内外因素，但内因为主。2019年动乱固然乃香港大变之因，破坏社会经济稳定，驱使中央急立《港区国安法》、修改特区选制，从而又衍生新变数及国际上对香港之未来存疑，各方都成为输家。但2019年动乱也是果，乃各种深层次和结构性矛盾，因《逃犯条例》修订触发焦虑、泛民鼓动及外力介入，酿成总内爆式风暴。

一切可追溯至回归后，本土身份困扰、两制张力日甚、社会泛政治化、议会失效、行政自我捆绑等，累积造成施政困顿、责任政治失落、信心信任下滑。根本矛盾仍在，如何解结，不同的危机解读会得出不同管治路线——究竟是收紧社会管控还是坚持开放、疏导民情？自由与安全如何平衡？

不少人欣赏新加坡，甚或缅怀九七前之香港。前者被称“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后者或属“有自由的威权”（liberal authoritarianism）。在当前种种条件制约下，究竟可走出一个怎样的香港——港英式、新加坡式、大陆城市式，还是另类？有人担心萎缩倒退，有人相信由乱转治、由治及兴。香港前路，最终还看领袖、民心、务实三条。

香港现处“三弱”

重建香港，核心是重建希望和活力，此乃艰巨工程。令人忧虑的现实是：多了人对一国两制信心动摇；移民潮再起及企业他迁，削弱香港的人才和实力；年轻一代疏离感重、社会两极化、官民鸿沟扩大。香港渐失国际化及自由城市魅力，大陆对香港尽是不满，中央对特区失去信任。国际和大陆看扁下，港人更觉迷惘焦躁。

香港现处“三弱”——弱政府、弱社会、弱经济。政府执政力弱且欠感召、社会连结力不振、经济在吃老本但转型乏力。信任低落，人心郁闷，一些人且心态躺平。若不好好治疗香港的心灵创伤，什么宏图大计也是徒然。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重建香港，须立足当下现实。目前棋局，如何下棋、怎样下去，考验判断、韧性和能力。香港的未来，犹看中央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初心的坚持，也有赖港人振作和承担，互为影响。香港的命运离不开国家命运，但回归后不少港人在自大和自卑之间徘徊，缺乏自信，害怕融合，因而错失不少契机。

重建活力 做好七件事

新拐点前，须先弄清楚香港究竟伤在哪里、失去什么，才知如何修补重建（所谓fixing the broken system）。未来的香港，又该是怎样的想像？人们要看到走出桎梏的路径、见到希望之所在，才会愿意投身（目前尚虚的）改革旅程。若各方对过去不作认真反思，仍回避核心问题，政治正确凌驾务实思考，则只会原地踏步。

香港要走出阴霾、重建活力，须做好七件事：

一、重建社会信任，才可有包容及驱除极端主义。要市民信任政府，先要政府信任市民、爱护市民，紧记当年邓小平“既要防右更要防左”的道理。

二、重建青年希望，扭转他们中不少的“3D”疏离感，即Dispossessed、Disenfranchised、Disillusioned（一无所有、政治乏力、理想幻灭之感）。年轻人是国家、城市的希望所在，须讲理想、争取他们成为脱旧入新的动力。

三、重建对民负责，施政才可有底气，不致怕事避事，勇于担当。主政者须放下身段、走入社区、多听老百姓心声，勿自闭于权贵精英温暖圈内，或处处靠中央支撑。

四、重建治理能力，恢复士气自信，提升施政效果，着实解决社会迫切问题，不为国家添烦添乱，才可取信于中央。重点改革公营部门及公务员制度、改革地区行政，惟须注意软着陆，不搞推倒一切。

五、重建自由城市，才可鼓励创意、海纳百川，吸引人才企业。自由是香港过往成功的基石，要悉心维护自由和言论空间。人民愈认同体制、对社会有归属感和持有感，国家才最安全。

六、重建国际连系，做好“中国香港”角色，承载国家对外功能，勇于走入世界，重拾国际话语能力。当此关键时刻，更不能内向怕外、自我封闭，也不让人家封锁。

七、重建多元参与，以阳光代替北风，把政治光谱上之颜色分歧化为彩虹，才可增强社会凝聚力，有利于港人治港。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2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