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梁海明

香港迎接回归25周年之际，亦正是迎战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香港不仅要面对突如其然的俄乌战争、中概股回归、冠病疫情、外资机构流失、美国加息等新挑战，还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管治团队改革、重整政商管治联盟、深度融入内地等旧挑战。在此九大新旧挑战下，未来新特首将交出什么答卷，如何带领香港步入第二个25年，值得各界关注。

五大新挑战：俄乌战争、中概股回归、冠病疫情、外资流失、美国加息

第一个新挑战是有关俄乌战争对香港的影响。俄乌战争僵局难解，战争虽在俄乌之间，但较量却在俄美之间，也在中美之间，更关系到整个世界大格局演化。客观而言，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或给中美关系带来短期的缓冲。部分俄罗斯金融机构、富豪们和顶尖学者们为逃避欧美的制裁，可能考虑将资产、研究计划迁移到香港。而且，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意外加快全球非美贸易与金融支付的发展，以及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枢纽的香港，不仅有机会面临一个较宽松的国际氛围，甚至有可能“人财两得”。

但是，这场战争带给香港的挑战依然是巨大的。一方面是欧美对俄罗斯空前严厉制裁，带来次生灾害。美国拜登政府已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如果其行为破坏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仅会有后果，甚至将一同受到欧美的制裁。由此带来的市场激烈波动，对在港的金融机构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尤其在港金融机构广泛参与新兴市场投资，部分涉及俄罗斯相关资产除了遭受减值损失外，还可能遭到评级机构或欧美客户的杯葛，业务受到影响。故此，香港不应忽视美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扩大的潜在风险。

另一方面，俄乌战争引发大宗商品动荡，全球通胀加剧，香港须承受输入性通胀的冲击，逾两年一波比一波严重新疫情下，百业萧条，民生艰苦，香港社会能够抵销通胀上涨压力的空间渐已消耗殆尽，未来衣食住行等价格若进一步上涨，将令香港经济、市民更受损伤。

俄乌战争令国际局势变化剧烈，随国际“立场经济学”兴起，香港未来究竟是“人财两得”抑或“人财两失”，十分考验新特首及团队对国际政治、经济动态、走势的判断能力。

第二个新挑战是中概股回归问题。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屡遭冲击，不少已转到香港上市。正面而言，吸引越多中概股回港第二上市或双重上市，不仅发挥香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角色，也将有助于巩固和发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然而，我们也要清晰看到中概股为香港市场带来的挑战。一是中概股是否仍受到国际投资者欢迎。因去年底中国的一系列监管政策变动，令不少投资中概股的机构蒙受损失，近期的俄乌战争及制裁行动，更令西方投资者对中国的风险胃纳出现系统性收缩，担心类似灾难或会在中概股身上重演。二是香港市场目前未有足够强大的流动性来承接中概股。香港股市以港元计价，现时香港银行总结余未到4000亿港元，但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市值高达1.2万亿美元（约9.4万亿港元），纵使并非所有中概股都转至香港，但也将拉动大笔资金进入香港，这不仅将令港元处在风口之上，也对香港金融市场带来沉重的压力。三是以美国“自己不要，别人也不能要”的习性，香港若积极为中概股提供另一上市渠道，不仅可能遭到金融领域的报复，美国更可能再次舞动贸易大棒，对港停售高科技产品、加大关税等措施，通过重挫香港中转港地位，进而冲击香港贸易及物流产业，影响数十万个就业职位。

这对于新特首及其团队而言，更多中概股赴港，长期有利香港金融发展。但短期如何避免未受其利，先受其害的挑战，值得深思。

第三个是有关冠病疫情的新挑战。冠病疫情对未来新特首及其团队最大的挑战，既非经济上的挑战、也非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否巩固的挑战，而是民心向背的挑战。

多名香港医学教授均指出，新一轮香港疫情的源头是生活在基层的一对巴基斯坦籍夫妇，妻子在防疫酒店里不幸感染后传染给丈夫，丈夫在逸葵楼拾荒又传染给清洁工，清洁工作为超级传播者，展开本轮疫情的一大超级传播链。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公开数据，这轮冠病疫情爆发以来，至今累计约有9000名患者死亡，累计逾118万宗确诊者当中，感染冠病病毒和死亡者的约90%是长者，且在香港的18区中，深水埗、元朗、油尖旺、沙田、观塘等5个区最多大厦的市民感染冠病疫情。再对比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发布的各区市民收入数据，在香港18个区中，约有60%的感染者是住在香港最低收入的观塘、深水埗、葵青、屯门、黄大仙等9个区，而只有占11%的感染者是住在香港最高收入的3个区中。

香港感染冠病疫情和死亡者中，约90%是老人，约60%是穷人。这些冷冰冰的公开数据背后，一再显示着香港基层长者更容易死亡，基层市民更易受感染的事实。疫情中更一度发生人道灾难，部分感染死者遗体只能停放在病房或医院外露天帐篷，迟迟未能入土为安，导致市民哀声怨道、民怨沸腾，引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广泛感慨。

上一届政府的账或许不应算在下一届政府头上。然而，新特首及其团队未来将如何安抚民心、平息民愤，令基层民众愿意相信新一届政府可以尽力、尽心帮助基层，带领香港重新出发，也将是一大挑战。

第四个新挑战是外资机构流失。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短期的人才和资金外流，虽会对香港带来重大冲击，但外资机构撤离香港，才更是严峻的长期挑战。

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若然众多外资机构仍在香港“扎营”，不忧没有人才、资金涌入香港。然而，由于香港的严格防疫措施，以及周边如新加坡、台北市、日本东京等地区的大力招揽，再加上受地缘政治冲击，不少外资机构避免殃及池鱼，已经或在计划迁往其它城市。譬如，香港欧洲商务协会近日调查显示，在260 名来自不同商会受访者中，有25%称其公司考虑在1年内迁离香港，另有近25%公司会局部迁离香港，只有17%的公司表示不会离开。

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外资机构如果决意离开，中资机构是否能够填补市场空缺？若从香港金融市场分析，中资机构暂未能承担如此角色。数据会说话，目前海外投资者仍是港股市场的最重要参与者。港交所发布的《现货市场交易研究调查2020》中显示，海外投资者成交占比41%。与此同时，根据通过港交所提供的中介持股数据，可以看到港股通全部标的中介持股市值中，11.6%来自中资中介，国际中介以及香港本地中介分别占到43.7%与44.7%。其次，中资机构资金持港股市值只占12.2%、成交只占20%，以及投资偏好比较严重，相比海外资金，中资机构资金更偏好新经济相关的股份。然而，传统经济相关股份占港股总市值比例高达70%。

故此，若要挽留拟将“拔营而去”的众多外资机构，又要吸引更多中资机构赴港“扎营”，既考验新特首及其团队对外资机构的“嗲功”，也考验他们“冧爆”中资机构的能力，“既顺哥情又得嫂意”从来不易，但新特首未来却不能不迎接这一挑战。

第五个新挑战是美国加息对香港冲击。美联储今年已展开漫长的加息周期，估计今年将加5次或以上，以及计划进行“缩表”。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元跟美元挂钩，香港无疑将受影响。当前香港银行体系结余约4000亿港元，“弹药”尚算充足，但对香港而言，如果不跟随美国加息，将导致目前缺乏获利投资渠道的国际投资者，或蜂拥而至进行美元对港元的套息交易。若然有国际金融大鳄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与套息交易员联手，并利用当前香港受疫情袭击经济持续受损、人心虚怯，沽售港元获利，不仅会令港元愈加弱势，还会令外界衍生对香港金融市场不必要的揣测，尤其会对股市、债市会造成冲击，严重的甚至可能引爆新的金融危机。

若然香港特区政府或多或少跟随美联储加息，以此收窄港美两地息差，减少受到攻击的话，则将对在疫情下困顿的本地经济带来冲击，中小企业可能会因加息而倒闭，众多市民因加息而负担不起房贷，或会令市场“负资产”增加，增加香港社会的不稳定性。

随美联储加息，刺激美元强势，已拖累港元兑美元受压跌至7.8438（4月18日），不但迫近弱方兑换保证7.85，更创2019年10月以来最低。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2月底至今年1月底，已有约440亿美元（约3432亿港元）资金流出香港；更有外界悲观预计，未来一年还将有1000亿美元撤离香港，若真如此，届时无疑将进一步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旦作为香港经济命脉的楼市、股市、汇市遭受冲击，再去修补，倾巢之下，只怕于事无补。那么，如何防范于未然，无须在新特首一上任就可能要面对一场金融危机，这是第五大挑战。

除了上述突如其来的五大新挑战之后，新特首及其团队仍须面临原有的四大挑战。

四大旧挑战：住屋问题、政府改革、重整政商、融入内地

其一，住屋问题的挑战。九七回归后每一任特首都会提及解决房屋问题，视为重中之重，但至今问题解决不多，或要长远才见效果。笔者及研究团队曾尝试探讨当中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对资本极度友善所造成。笔者及研究团队通过搜索、分析、比较从1980年至2020年之间，香港每1平方米楼价、每1平方米租金、每1股恒生指数ETF价格，需要香港民众花费多少时薪才能购买的数据。分析发现，过去40年市民收入与楼租的上涨幅度最高不足8倍，但楼价、股价这些资产价格则暴涨20倍或以上。这无疑显示出，在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生产要素中，资本要素已经在香港一枝独秀，且呈现越涨越高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香港政府过去40年以来，给予资本持之以恒的高度友善环境，包括没有征收资产增值税、遗产税等限制资本、资产价格快速扩展、上涨的税种。而正是由于对资本极度友善，才令香港成功晋升为国际金融中心，但后遗症却是大量资本涌入香港，造成了香港的高房价，令市民置业更加艰难。

二是楼价下跌对大部分香港市民不利。香港当前居住在私人永久性房屋（私楼）的人口占香港总人口的约53%，对于大多数香港市民而言，私楼承担了代表事业有成，代表资产保值乃至升值，甚至能否喜结良缘等功能。为成功“上车”，很多香港市民省吃俭用、努力工作。若然政府增加土地供应，多建私楼、多建公屋，供应增加容易造成楼价下降，自然有利于暂时未有“上车”的市民，但此对拥有私楼的53%香港市民而言，意味着“身家缩水”。这对众多“买楼博升值”、“买楼为养老”的市民而言，无疑是一种打击。

故此，未来若然既要继续对资本友善，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又要解决增加房屋供应问题，同时还要稳定楼市，令楼价不会因增加供应而导致市民身家“缩水”问题，极度考验新特首及其团队的能力。

其二，政府管治团队改革。由中央政府直接主导出台港区国安法，填补了国家安全在香港的缺口，从宪制层面完善了香港选举制度，堵塞了香港现有选举制度的漏洞，落实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后，当前仍存在政治委任官员与公务员队伍默契度不高、官员决策能力不强、应对媒体和危机处理经验不足、辅助性研究机构出现断层、管治团队之间的有效合作程度较低、管治人才供应不足等问题，导致管治效果差强人意。

故此，随着深入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港口岸经济带等已排在日程上，香港特区政府问责官员、高级公务员团队将如何在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同时，解决公务员系统长期存在的因循苟且、按章办事、局与部门之间互相扯皮，议而不决等问题，又能在控制疫情及长远发展规划上做出成绩，能够集中精力破解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于新特首而言，将是一个管治挑战。

其三，重整政商管治联盟。港英政府年代和九七回归初期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商管治联盟，简单而言是“大市场，小政府”，在经济上主要依靠作为香港商业和工业利益团体代表的四大商会——香港总商会、香港工业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各自负责调解市场的利益纷争，政府则只负责协会之间的协调，从而分散和减轻管治的压力，加固了政府管治地位。

但随着香港走出经济高速发展时代，“有钱赚、有工开、有饭吃、有房住”不再是香港民众的必然。在“饼”不断缩水的时代，垄断商业集团继续对各行业寸土必争，鲸吞蚕食，中小企业失去立足之地，普通民众的发展空间愈来愈狭窄。愈来愈多市民因此开始要求特区政府应当更加为民做主，改善乃至更改“大市场，小政府” 政商管治联盟。

“小政府、大市场”显然不再适应今日的香港。但对于新特首而言，如果要锐意创新，构建新的政商管治联盟，或者放弃这种管治联盟，那么，既要改变当年为香港带来成功的黄金法则，又要同时满足新利益团体、新竞争者、民众新的要求，这不仅是对新特首是一大挑战，更是对香港任何一个阶层和市民而言，带来的都是未知的恐惧——香港是否能够放下往日的荣光？是否有能力作出新的创举？前方是曙光，还是永夜？

其四，深度融入内地。香港在全球最大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来自于背靠中国内地，香港必须依靠内地才能发展。未来要发展，要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不仅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更要把握内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机遇，通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享受内地蓬勃发展、以及拥有14亿人口大市场所带来的红利。

然而，面对上述机遇，根据香港一个学术机构近期对香港青年的调查显示，仅有12.5%受访青年表示对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全职工作感到兴趣，比率较2019年所做的调查反而下跌了1.3个百分点。表明没有兴趣赴内地城市全职工作的香港青年，比率则高达82%。这些没有兴趣前往内地城市就业的受访青年中，有49.1%表示是由于个人或家庭原因，当中包括语文能力、人脉不足及内地工资偏低难以照顾家人等；亦有46.9%受访青年认为内地资讯不太自由，而对内地城市的全职就业不感兴趣；30.4%受访者则认为内地生活质素较香港差。

未来如何吸引更多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前往内地工作，把握内地的发展机遇，加强香港和内地融合，也将是新特首及其团队的一大挑战。

新特首及其团队若能逐步完善、解决上述九大新旧挑战，相信不仅能够构建以结果为目标解决不同问题的政府管治体系，亦能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奠定香港发展稳固的基石，相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