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正在美国访问的李显龙总理在与拜登总统的联合记者会上重申新加坡立场，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未经挑衅的进攻”。

他说：“几十年来，在国际上不断发生的危机中，在涉及不同国家时，我们都维护这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在联合国投票。”

我们不妨由近到远，走一趟“历史走廊”，从一些重要的案例中，看看新加坡自建国以来所走的小国外交之路。

2014年，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新加坡投票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议案，时任外长尚穆根当年3月5日在国会发表演讲，点出这个事件让新加坡得出四大启示：执行不了的条约没有意义、国家大小在国际关系中是重要因素、联合国安理会不能每次都果断地保护小国，以及小国可能成为强国角力的筹码。

2003年，美国领导的盟军发动伊拉克战争，新加坡并没有反对。之前2002年新加坡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成员时，安理会要求伊拉克遵守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禁令，新加坡投票支持。

时任外交部长贾古玛教授2003年3月在国会深入阐明新加坡的立场，显示新加坡当时深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在九一一事件后，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伊拉克得逞，将对全球恐怖主义集团发出错误信息。因此，为新加坡的国家利益着想，新加坡希望看到伊拉克被解除大规模杀伤性武装。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忧，是新加坡支持西方联军攻打伊拉克的基本考量。

1989年12月，美国入侵巴拿马，推翻巴国政府，并把巴国总统诺内加押到美国接受贩卖毒品的审讯。联大要求美国撤军，新加坡投弃权票。

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

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为福克兰岛的主权开战，新加坡在联大表决中弃权。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联大在1980年1月提出呼吁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议案，新加坡投了赞成票。

1978年，越战后的越南俨然是东南亚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借故挥军进入柬埔寨，发动了长达10年的侵略战。在这期间，新加坡每年都领头发动亚细安以集体力量，在联合国提出要求越南撤军的议决案。在1979年至1989年之间，支持亚细安议案的国家逐年增加。

此外，新加坡明令阻止本地商人到越南和柬埔寨发展，本地银行和金融机构也被禁止到越南投资，国人不准到越南旅行。这是新加坡第一次基于一个国家破坏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由，而向它实施制裁行动。越、柬两国分别在1995年和1999年加入亚细安大家庭，从此为本区域开创一个合作、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亚细安组织的扩大，甚至能容纳理念不尽相同的区域国家，是亚细安的集体外交成就。

2019年，李显龙总理在面簿贴文，对泰国前首相布勒姆的过世发表唁文，赞扬他在位期间与亚细安国家携手反对越南侵占柬埔寨。总理之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也重提越南侵略柬埔寨这段历史，但却引起越南和柬埔寨的抗议。

今天越、柬两国对那段历史存有不同的解读和感受。当年越南推翻恶贯满盈的红高棉，说是解放柬埔寨，但是，新加坡忧虑“骨牌效应”，东南亚国家可能陆续成为共产主义扩张势力的目标。新加坡第一任外长拉惹勒南积极奔走国际论坛，开展新加坡的生死外交，成为一代外交家的典范。

1975年，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联大当年12月谴责印尼，要求印尼撤军。在联大表决中，亚细安五个创始国中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跟印尼站在一道反对这项议案，唯有新加坡弃权。新加坡当时也没有针对这项联大议案发言，新加坡当时的顾忌可想而知。

李显龙总理在乌克兰烽火连天的时刻访问美国，在网上即刻引来一些不以为然的负面言论，认为新加坡实施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后，李总理又到美国去，可能被解读为“选边站”，实为不智。

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会上，中国成为线上和现场参与者的聚焦课题。在澄清他不是“北京耳语者”（Beijing whisperer），没有为北京带话时，李总理指出，新加坡不是中国家庭的一员，尽管新加坡人口以华族占多数，但也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有独立国家利益和优先考虑顺序。

在大国面前，新加坡能够以“诤友”身份直抒看法，并受到重视，便是小国外交的一项成果。拜登在记者会上称赞“新加坡总是勇于挑起远大于自身分量的挑战”，显然不是出自客套和恭维。

曾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许通美，1983年10月在联大演讲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时，左右开弓，同时非议“一些国家”反对美国的入侵行动是基于意识形态。当苏联之前侵略阿富汗时，这些国家则站在苏联一边反对联大的谴责议案。

东、西方冷战时期，大多数国家根据阵营选边站，对所谓的国际公理持双重标准。但冷战成为历史多年，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国际冲突课题上的立场表态，考验的是各国的外交良知和国际道义，新加坡一直都在接受这样的考验。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