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

陈婧　上海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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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中心上海3月以来新增感染者3万余人，官方不得不宣布“半封城”。随着官方对黄浦江两岸先后开展大规模封控筛查，拥有25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过去一周罕见地陷入沉寂。这名昔日抗疫模范生，为什么变成了留级生？上海疫情告急，又会如何影响中国防疫政策走向？

从香港到上海再到深圳，短短一个多月里，“港漂”林铖经历了一场冠病疫情下的极限逃脱。

34岁的林铖在香港一家投行工作，今年2月回深圳探亲。当时香港疫情水深火热，入境深圳的通关名额从每天2000人缩减到500人，加之深圳暴发新一轮本土疫情，林铖便决定从上海入境。

一解除隔离，林铖就预订了三天后飞深圳的机票，不料在上海的酒店临时被封控筛查，他被迫滞留了两天。等到酒店解封，深圳又宣布“封城”一周，航班也随之取消。无奈之下，他只好到浦东朋友家暂住一阵，再做打算。

还没等到深圳解封，林铖却先等来了朋友家小区发现感染者，要封控管理的消息。他连夜换了一家酒店，并赶忙买了卧铺火车票回深圳。果然没过几天，第二家酒店也被封锁了。

回忆起这段经历，林铖心有余悸：“我连大件行李都还留在朋友家，要不是跑得快，现在可能还在上海隔离呢！”

冠病疫情暴发后第三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迈向“与病毒共存”，而中国依然推行严格清零政策。但从身为特区的香港放弃“清零”、科技重镇深圳被迫封城，再到金融中心上海走向“半停摆”，这套两年来行之有效的高压防疫措施，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上海3月以来新增感染者3万余人，已超越吉林省成为中国单日新增感染者的最主要来源。

在病例持续激增的压力下，上海官方自3-月28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对两岸的浦东和浦西分别展开为期四天的全面封控筛查。而在此之前，当地官员一再承诺上海“不会封城”。

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铭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上海过去奉行的“精准防疫”模式，令这个经济中心在疫情管控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但传播力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让向来被视为防疫模范生的上海也束手无策，这是中国探索新防疫模式路上的重大挫折。

“如果上海的精准防疫模式不再奏效，中国各地要么以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代价，继续清零；要么就得和病毒共存，面对医疗系统崩溃和大量人口死亡的风险。短期内找不到更好的折中之道。”

原本社区轮流滚动筛查
　“九宫格”火锅变沿江分治“鸳鸯锅”

在全面封控之前，上海采取的是对不同社区轮流封控的小范围滚动筛查。网民把这种做法戏称为火锅里的“九宫格”，和目前沿江分治的“鸳鸯锅”形成对比。新加坡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认为，面对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九宫格”筛查法犹如海底捞针：付出极大成本，可能收效甚微。

梁浩楠受访时分析，新一代冠病毒株的传播远比流感病毒容易，加上中国大规模接种的灭活疫苗防护效力低于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意味着将有大批无症状感染者存在。上海官方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远高于确诊病例，就论证了这一点。

“核酸筛查无疑会减缓传播，但难以让病例清零。因为现在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三天后可能就变成阳性。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同一批人在一周内反复检测。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中国仍可能以其丰富资源和强大意志达成目标，哪怕这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官方政策渐露微调　逐步与国际接轨

除了上海，本轮疫情还在吉林、福建、广东和浙江各省多点扩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正在显现。

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3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双双陷入萎缩区间，为前年初武汉封城以来首次。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29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承认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但强调今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要咬定不放松。

开年来的俄乌冲突和冠病疫情，令本就严峻的经济前景雪上加霜。随着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压力持续加大，官方政策也逐渐显露微调迹象。

中国药监局今年2月批准进口美国辉瑞公司的冠病口服药，3月又允许民众购买抗原自测试剂盒；国家卫生健康委随后出台新版冠病诊疗方案，提出轻症病例可免入院治疗，并缩短出院后健康监测时间。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官方放宽防疫管控、逐步与国际接轨的信号。

但上海疫情急剧升温，再度削弱了市场的乐观情绪。多家分析机构认为，作为中国最有潜力试点“共存”策略的城市，上海的失败无疑是一个重大挫折，决策层进行政策转向的步伐也将因此放慢。

谢栋铭指出，上海本轮疫情中出现政策摇摆，例如对一些小区解封后又封控，延长原定管控时间等，既反映出官方对形势认识不足，也说明决策层内部可能意见并不统一。“高层可能想过在上海试验新防疫模式，但激增的病例很快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早提出“与病毒共存”的著名传染病专家、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上月撰文指出，从近期各地疫情应对情况看，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社会资源配置上，中国都还没有做好应对大量病例同时出现的准备，“现在全面开放一定会出现医疗资源挤兑，造成难以预计的过度死亡。”

谢栋铭研判，尽管冠病死亡率已大幅降低，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各地医疗资源巨大差距，意味着选择“共存”可能导致大批民众染病死亡。在年底的中共二十大之前，预计执政党不会以死亡率飙升、医疗挤兑严重为代价而打开国门。

在林铖看来，防疫政策松绑的第一步就是调整舆论导向，降低民众对染病的恐惧。香港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不少香港朋友在确诊冠病后彷徨不安，但过几天痊愈之后，态度发生转变，“觉得这个病也没什么了不起”。

“在抖音、小红书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虽然也有希望放开的声音，但毕竟还是少数。上海疫情暴发后，我看到好多网民说‘千万不能开放’。当然，如果主流媒体至今还在渲染患病有多可怕、‘共存’后果有多严重，怎么能期待民众坦然接受呢？”

反复筛查或封城了断

上海市民莫衷一是

3月以来，驶入站台的火车一班班减少，林敏霞（化名）的心情也日渐沉重。

林敏霞在上海某个火车站内经营超市，最近本应迎来清明小长假的业务旺季，但采访当天，林敏霞连店内来过几个客人都数得一清二楚。“平时有几百上千人进出，今天大概只有30个人左右。”

本轮上海疫情不仅冲击林敏霞的超市生意，也对她的生活带来影响。两周前，夫妇俩回家时发现小区临时被封控，他们有家难归，只得在店里仓库打了两个星期地铺。

林敏霞认为，上海在发现病例之初就应该“管得严一些”，而不是没完没了地进行分区分片网格化筛查。“下定决心，像深圳那样把全部小区封七天，一次性解决掉。不然这里疫情下去了，那里又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对我们生意也不好。”

杨浦区的跆拳道馆老板小王，则理解上海的做法是无奈之举。“政府前期还是在尝试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如果动不动就封城，我们这样的小企业根本做不下去。”

本月来中小学相继停课，跆拳道馆的训练也随之暂停。小王索性自己开车，帮被封控的学员家庭采购蔬菜和水果。她透露，有学生家长检测出冠病阳性后，被独自隔离在家，已经靠喝水吃药自愈了。

“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是可以接受共存的。奥密克戎传播速度太快，不靠大规模封城很难控制。但每封一天，我的房租就白交一天。房东还不给免租，最难的还是中小企业。”

在医疗资源丰富、城市管理水平领先全国的上海，除了延续“一封到底”的传统做法，是否还有其他选择？这样的争论不仅在民间，也在学术界展开。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系主任张作风上周建议，上海应推广居家抗原检测，避免核酸筛查造成人群聚集和病毒传播；允许轻症居家隔离，避免医院系统崩溃；引进复必泰等更有效的疫苗保护高危人群，并用辉瑞口服药加强早期治疗，以降低死亡率。

他认为，这样上海就能成功把冠病大流行转化为地方病，有效保护人群健康，也为中国其他城市开创新的防疫模式。

中国学者：上海无基础瞬转共存模式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随即撰文反驳称，这些建议在上海短期内没有使用场景，反而可能造成混乱。“不管是政策准备还是基础医疗条件的准备，上海目前根本不具备在危机处理状态下，从执行了两年多的动态清零模式立刻转向共存模式的基础。刚刚度过第五波疫情高峰冲击的香港，就是上海的前车之鉴。”

在网格化封控筛查难以扭转病例激增趋势，反而导致“买菜难”“看病难”等问题层出不穷后，上海官方上月31日承认，对奥密克戎毒株认识不足，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这意味着此前相对宽松的防控尝试以失败告终。

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研究主管谢栋铭认为，上海当前疫情和香港暴发初期有类似之处。由于和大陆经济关系紧密，香港最初也追随“清零”政策，以便早日面向大陆开放。但执行力度跟不上，导致重病和死亡率激增，香港不得不转向“共存”。“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要跟全国大方向保持一致，这一点毋庸置疑。”

医疗资源匮乏接种率低　二三线城市难弃封城

当各界还为上海是否应该“封城”而争论不休时，与上海人口不相上下的东北省份吉林，已经“封省”半个月。

拥有2400万人口的吉林，是本轮疫情中另一个重灾区。3月以来，吉林全省累计通报感染者逾4万5000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封省两周来，吉林感染人数从日增4067起的高位回落，但并未持续减少；过去一周每日新增仍在2000起左右徘徊。

梁浩楠：封城成功一时但病毒会不断回袭

新加坡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受访时指出，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BA.2的超强传播力，令封锁清零的难度更高、代价更大。这是中国城市在防疫时面对的主要难题。

梁浩楠以新加坡数据为例指出，每轮核酸筛查能将病毒传播速度延缓90％，但即便在两轮筛查过后，仍可能有1％的漏网之鱼。一周过后，病例又会增加约30％。“事实是，即便在对入境者进行21天隔离后，奥密克戎依然流入了中国。当前的封城措施可能一时成功，但病毒会不断卷土重来。”

封城对抑制病毒传播的成效正在降低，但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困扰却有增无减。在封城已超过两周的吉林长春市，民众对“买菜难”的抱怨声日渐高涨。

除了普通民众，防疫工程的参与者也受疫情影响。上月底，吉林市方舱医院工人上网发贴文求助，称在修建医院过程中有超过40名工人集体感染，但施工公司不仅瞒报疫情，还拖欠他们的工资和隔离费用。

对此，吉林市官员称，在当地方舱医院建筑工地发现感染病例，但已给予及时救治，“工人权益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保障”。

去年云南边境小城瑞丽境况曝光，使得边境省市以封控为代价，避免疫情向境内扩散的防疫模式受到质疑。但吉林本轮的应对再次证明，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疫苗接种率较低的省市，“封城”依然是应对疫情的不二选择。

反复抽调去支援防疫
基层人员疲惫不堪

除了影响经济民生，长期高压防疫状态也让各地基层工作人员疲惫不堪。

半年前经历过一轮疫情的福建厦门，上周又出现感染者。对于公务员李清（化名）来说，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下社区”。

此前两周，李清已累计六天到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为进出民众扫描健康码、测量体温，即便期间厦门并没有新增病例。她受访时感叹：“去年疫情时都没有这么累。”

去年厦门疫情暴发后，李清的单位抽调了一批同事去长期支援疫情防控工作，而他们的工作就得由剩下的人分摊。采访这天，李清加班到晚上9时多，第二天一早还要赶赴社区支援。但这样的工作不仅没有加班费，最初连补休也没有，“领导后来看大家情绪不好，才答应可以补休”。

对李清而言，厦门为“清零”付出的代价，体现在健身房、电影院等室内场所长期关停；鼓浪屿、沙坡尾等网红景点门庭冷落；也反映在基层防疫人员待遇降低。她说，去年到社区支援抗疫时，每人还可领取价值40元（人民币，约8.5新元）的盒饭。“今年就不给发盒饭了，肯定跟地方财政吃紧有关。”

她也担心，如果疫情一再反复，厦门乃至福建都难以重振经济。“今年经济压力大，全省都在冲刺‘一季度开门红’。疫情一来，好几个城市都跟着停摆，一季度经济能不能达标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