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联合报》社论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夑除“断交政绩”惊人，也不断颠覆民主政治的责任伦理。媒体披露，台驻美代表萧美琴抱怨外交部洩漏机密电报，影响美台互信。立委就此质询吴钊夑对连串机密外洩之处置，他的答覆竟然是：因为无法查到确切泄密对象，所以没办法惩处。这样的答询逻辑，把外长职责定位为“惩处部属”的上位者，却完全没有领导统御的上位反省。

这次泄密案的原委如下：《我们的海洋》大会今年在帛琉举行，因帛琉是台湾友邦，政府希望藉友邦地利之便派“总统特使”参加，以便在会中彰显主权。但美方不赞成此作法，不希望因台方的特殊安排刺激中国大陆反制动员，反而在大会中损及台方及盟友的接触管道。美方上述立场透过台驻美代表处以机密电文传回，却遭外泄流出；美国的外交考量遭曝光，除影响台美互信，华府背上“孬种怕事”印象自有其严重性。若是寻常驻外官员，泄密之事大约只能打脱牙和血吞，根本不敢反映；而以萧美琴与蔡英文关系之密切，也只能“表示不满”，难以追究外交部的责任，此事只有不了了之。

吴钊夑领导的外交部泄密，这已非第一次。立法院前院长苏嘉全出访、没人打的高端疫苗赠送友邦等，都是外交部泄密之例。这些案例，外交部有惩处谁吗？没有！其理由，应该也是“无法查出泄密对象”，无法惩处。此一情景，就如三年前的驻日大阪办事处长苏启诚自杀案，分明是不堪外交部上级压力所致；但因外交部“找不到施压者”，因而无从惩处，也不了了之。

在吴钊夑眼中，“责任”似乎永远是部属的，自己不需要负领导统御的责任；但所有管理学理论都不是这样论述的。若把部会比喻为一家公司，部长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在组织内课予部属职责，依其绩效施予奖惩。但不论事前职责规范如何周延，事后总是有难以归属责任的冲击；此时，通常就由总经理承担剩餘责任。在公司治理的理论中，经理以下干部只负责“可以名状”的确定业务，不可名状、不确定的剩余冲击，则完全由董事长与总经理承担。这些，几乎是管理学的ＡＢＣ，但吴钊夑浑然不放在心上。

吴钊夑出任部长以来，尽管头顶“断交部长”的难堪帽子，在外交部耍官威却虎虎生风。他要求一级主管加入通讯群组，号令属下莫敢不从；前领务局长只是周末返乡回复讯息稍迟，就被要求隔日递上辞呈。从此外交部内风声鹤唳，一级主管连洗澡都把手机放在旁边，成为“中华民国”的部会奇谭。吴钊夑要求部属严厉若此，却无法阻止机密外泄；从《我们的海洋》泄密案可知，若非外交部螺丝松掉，便是部内同仁故意要让上级难堪，或者泄密者是吴钊燮袒护的爱将。无论哪一种情况，吴钊夑都是最该负责任的人。如今，他以一副“找不到人惩处”的姿态回避自己的责任，令人反感。

吴钊夑担任外交部长四年多，政绩主要有三，一是断交、二是泄密、三是抢功；但只要部长职位不变，一切过失都对他免疫。他一向的政策发言主轴有三：一呛大陆政府、二骂大陆、三挑衅对岸，不断僭越陆委会及国防部职掌，也争抢“嘴炮抗中”护身符。他在部内的领导统御精髓亦有三，一是压制部属、二是推卸责任、三是逢迎长官，日积月累，乃有今天萧美琴的埋怨。

这次泄密案，美国火大，大陆政府暗爽，驻美代表处士气受挫。有这样的外长，台湾还需要匪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