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渐为人知的缅北及妙瓦底诈骗园区，展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堕落产业链。更可悲的是，当部分受害者蜕变为加害者，整个系统便完成罪恶的自我繁殖。破解这场伦理危机，须要人们重新定义何为“好猫”，重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藩篱。

据泰国《民族报》报道，1月27日，由中国公安部组成的代表团，到泰国暖武里府会见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官员时称，多方情报显示，在缅甸妙瓦底市（Myawaddy）有36个主要由中国人经营的大型电信诈骗团伙，雇佣超过10万人骗取他人钱财。有许多中国公民被利诱或拐骗到缅甸，为这些犯罪团伙工作，部分受害人据说遭到殴打，有些还因此丧命。

缅甸妙瓦底诈骗园区里此起彼伏的哭喊声，像一柄利刃刺破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华丽帷幕。36个主要由中国人运营的犯罪集团，10万被奴役的诈骗从业者，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折射出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当“结果至上”“金钱至上”的生存哲学吞噬人性底线，当”白猫黑猫论”异化为道德虚无的通行证，整个社会正在支付难以估量的伦理代价。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民间谚语，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圣经”，也有了一个很好听的简称：“猫论”。“猫论”最早出现于1962年，在中国大饥荒之后，一些农村自发产生包产到户、责任田等新的生产形式，引起大陆政府党内争论。大陆政府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内部会议讲话，“猫论”并没有传播。

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点名批评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猫论”由此成名，成为邓公的招牌。1978年，当他再次复出，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他认为搞理论争论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自此，“猫论”主导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到特区、证券、股票等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可以说，是“猫论”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中国进入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全新时期。

1985年，邓小平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

工具理性异化：从发展哲学到道德真空

但是，就在“猫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利益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猫论”也在不断地被滥用。在”猫论”的原始语境里，蕴含着突破计划经济桎梏的革新勇气。遗憾的是，在“唯经济论”浪潮的冲刷下，这种实用主义哲学，逐渐蜕变为功利主义的遮羞布，工具理性也逐步异化。有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人以此来掩饰利益驱动下道德、责任的缺失。尤其是当”成功”的定义被简化为银行存款的数字，当”能力”的评判标准窄化为攫取财富的多寡，整个社会的价值坐标于是发生危险的偏移。带毒的食品、各种形式的坑蒙拐骗，很多人用鲜血写就的”成功学”，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异化的极端样本。

近年来渐为人知的缅北及妙瓦底诈骗园区，展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堕落产业链。从中国国内“人力资源公司”的虚假招聘，到境外“园区”的暴力囚禁；从话术手册的情感操控，到赃款洗白的金融链条，每个环节都精准践行着，“抓到老鼠”“搞到钱”这一“结果导向”的生存法则。被骗者沦为犯罪者的“人形ATM”，施暴者异化为赚钱机器，这种双向的人性湮灭，暴露出工具理性碾压道德底线的狰狞面目。更可悲的是，当部分受害者蜕变为加害者，整个系统便完成罪恶的自我繁殖。

破解这场伦理危机，须要人们重新定义何为“好猫”，重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藩篱。深圳南山区的科技企业用创新定义成功，杭州的互联网公司以普惠改写商业逻辑，这些案例证明，经济发展与道德坚守可以同频共振。当法律长出更锋利的牙齿，当教育重启心灵的启蒙，当每个公民在追逐财富时，仍能听见良知的叩问，我们才能避免让市场经济的滔天巨浪，冲垮人类文明的道德堤坝。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重构。从东莞工厂到中关村咖啡厅，从直播带货间到跨国办公楼，每个经济细胞都须植入道德的基因。只有人们终于懂得，真正的现代化不仅是GDP的狂飙突进，更是人性光辉的永恒照耀，那些困在妙瓦底诈骗园区里的灵魂，或许才能等来真正的救赎曙光。毕竟，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征程上，不能只有黄金铺就的康庄大道，更需要道德铸就的精神丰碑。

中国，是时候重新定义何谓“好猫”了！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