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凶猛罢工浪潮的法国退休制度改革法案，核心内容终于在4月14日通过，成为法律的条款包括从今年夏末开始至2030年，逐步调高退休年龄，以及从2027年起，退休者只有在缴纳社会分摊金满43年的前提下，才能领取全额养老金等。

由总统马克龙主导的这项重大改革，目标是使财政状况在2030年达到平衡。自今年1月宣布以来，法国政局即陷入动荡。知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在4月初警告，马克龙必须恢复他在选民心目中的合法性，“否则，国家可能再进入革命时代，积累的不满情绪将为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开辟道路”。

年轻马克龙改革之心坚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叫人钦佩。

提高退休年龄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政治议程，英国在这方面比法国走快几步，领取养老金年岁将逐步提高到68岁。

为延长退休年龄，新加坡这些年来小心布局，谨慎下棋，以更好地面对少子化和高龄化的社会问题。新加坡的《退休与重新雇佣法令》规定退休年龄为63岁，重新雇佣年龄至68岁，并计划在2030年之前，把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分别提高到65岁和70岁。

李显龙总理4月11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为新书《新加坡老龄化：未来的问题和挑战》（Singapore Ageing: Issues and Challenges Ahead）主持发布仪式上说，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医疗费用不断攀高，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或迫使不同群体竞争所需，引起社会分裂。

法国人民为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改革闹翻天，好像要再来一场“大革命”，正是老龄化社会面对社会分裂风险的现实写照。

李总理以社会分裂为警惕，显示新加坡面临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渐趋复杂。它围绕的不只是年长者的问题，而是年轻一代“迟到”与“早退”现象的互相关联，互相作用。

年轻一代普遍专注事业，以致婚姻“迟到”，对生儿育女兴趣阙如，甚至不想结婚。生活费不断上涨，为人父母者的竞争压力持续加剧，加上物质生活的期望，他们因此趁年轻力壮时多打拼，累积更多老来享福的本钱，或提早退休享受人生。“迟到”又要“早退”，一旦蔚成风气，必然加重社会成本。

近日《联合早报》专访一位在51岁便“早退”的中年人曾国林，他从17岁起自力更生，努力念完理工学院、大学本科和硕士，后来获赞助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修读集成电路设计博士学位。数十年的工作生涯，勤勤恳恳，直到健康亮起了红灯，他才开始注意自己的身心状态。冠病疫情期间，他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安排和经济状况，于是作出果断的选择，放弃工作，“希望在知天命之年活出新的自我”，追求其他兴趣，后来还成为攀岩运动的高手。

近年来有一种“运动”吸引不少年轻粉丝，叫做“财务独立，提早退休”（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FIRE）运动。FIRE族，“火火一族”通过节俭、极端储蓄和投资，以40岁甚至30岁出头就可提早退休为人生目标。

这个美丽的憧憬，关乎个人的理财知识、能力和期望。

FIRE的思想源起于一本书《富足人生》（Your Money or Your Life），是美国作家乔·多明古兹（Joe Dominguez）和维奇·罗宾（Vicki Robin）在1992年合著。书中思考人生与金钱的关系，探讨如何达到并长期保持财务独立。

一位理财专家指出，FIRE运动提出的策略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人们必须考虑自身的收入情况和需要，如果为了达到目标而做出太多牺牲，可能得不偿失。“火火一族”的价值观有没有把成家这件人生大事计算在内？这是任何理财兵法不能忽略的因素。

为了国家长远经济利益，新加坡提高退休年龄势在必行，雇主也获得不少奖励。尽管如此，想要做到70岁，年轻一代可能产生一些心理反弹。“火火运动”突然兴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

一些人由于健康原因而“早退”，情有可原，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的勇气可嘉。

另一方面，不少人老了，身体发出健康警讯，仍不言休。

1984年，时任卫生部长侯永昌领导的老人问题委员会提呈报告书，建议把提取公积金岁数从55岁提高到60岁，一时民怨沸腾，政府为此付出政治代价。现在看来，当时政府在老龄化课题上的思维大步超前，“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当时的普遍观念。今天时代不一样，新加坡人男女平均寿命都超过80岁，名列世界五个长寿国家之一，积极乐观的人还会说“人生七十才开始”，提高退休年龄已不那么敏感。

最近探访一位居家养病的朋友，听他的妻子说，以前走得动时，为照顾孙儿忙，每天“接来接去”，没什么时间旅行；现在孙儿长大了，自己想出门又走不动了。听来像是抱怨又像无奈的话，却很触动人心。

老一辈出国旅游还得向孩子“请假”，不少爷爷奶奶却“甘之如饴”，这在西方人眼里，可能百思不得其解。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