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博士刚刚度过了百岁生日。中西方多数领导人都十分尊重这位百岁人瑞。这是智者对智者的尊重和欣赏。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基辛格的行动虽然不再那么灵巧自如，但头脑依然敏锐。据称每天工作达15个小时。他对国际大事依然了如指掌，并有自己清晰、睿智的判断。

第一次听闻基辛格这个名字时，笔者还是个初中生。那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中国尚处于文革时期，但中美对话的大门已悄然打开。那时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下大事的了解，就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71年夏季的某日，忽然层层传达说上午10时将有重要广播，请民众注意收听。

果然，10时正，县城的高音喇叭就传来了重要消息：“周恩来总理和尼克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获悉尼克逊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逊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逊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则消息不仅当时在全世界，也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尚沉浸于文革极左氛围中的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代表人物，怎么会在北京友好会见。于是中国政府通过各类时事报告，层层向民众做工作。可见，打开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隔阂，就是在当年的中国，也绝非易事。

文革时的中国，已取消高考制度和一切正规的学校教育，自然那时还不懂何谓学位制，这使得普通的中国人，也对基辛格的“博士”这一称呼，有种强烈的神秘感和好奇心，觉得那一定是个学问和智慧都高不可攀的人。随后几十年基辛格的人生历程，也证明了他当得起“博士”这一头衔，智慧、识见显然超越了一般的西方政治家。当然，更不是特朗普和蓬佩奥这类反智的政客可比肩的。

笔者以为，基辛格之所以被东西方都公认为是智者，至少是因为他有如下的两个特质：

一是，他了解自己的对手，因而懂得如何与对手打交道才恰如其分。美国资深记者白修德曾回忆自己与周恩来早年的交往。“某天，他正给我解释中国地下政治中格外错综复杂的一个要点，我没等他说完就给出了答案，打断了他的话，此举十分无礼。但他只是笑了，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刚进入中国这所大学的大一新生了……马上就要开始懂得这个国家了”。后来白修德从基辛格的书中得知，周恩来对基辛格的最高赞扬就是，“他开始理解中国了”。中国的《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因为基辛格了解对手，所以成功地开启了中美建交大门；对苏联采取著名的缓和政策，大幅度减缓了两国核军备竞赛，避免了核战争，既有益于全世界，也维护了美国的利益；还设法终止越南战争，避免美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分裂极化。

基辛格这种能与对手共情的特质，确实是当今许多美国政客所少有的。最近，中国拒绝中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晤这一消息，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会面，中国商务部长与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在美国的会面，已经展现了中国很大的灵活性。但美国不可能一面制裁中国防长，并且在中国的周遭排兵布阵，加紧战争准备，一面还要求和防长会谈。中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城下之盟”。故这一代美国领导人展现出的对中国惊人的无知、傲慢和莽撞，可能令基辛格这样的美国外交贤者感到极度失望。因为他一再表明，美国如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需要“尼克逊式的灵活性”。再直白点，是需要一点尼克逊和基辛格式的、能与对手共情的智商和情商。

二是，他知道如何与对手和谐共处于同一个世界。在5月23日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访谈时，基辛格强调：“我认为，技巧在于把对华关系描绘成双方都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达成一致，因为双方都认为这是对自己最好的。这是我喜欢的外交技巧。”笔者原以为，造成中美今天全方位的困境，是东西方人思维方式巨大的差异所致。读了基辛格这段话，方知大谬不然。中国人常说的“美美与共”“双赢”“共赢”或“多赢”，并非中国独有的“专利”。西方的智者早就拥有了这一理念。这应是世界100多个不同体制的国家和谐相处的“黄金法则”。

基辛格近期接受了德国《时代周报》的访谈。他说，如今，西方很难找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康德了。这是令他对未来十分担忧的事。

是的，如今的西方世界领导人，既然如此缺乏哲学家或具有哲学思维的人，又怎么可能产生极具深邃历史眼光的战略家呢？大都是类似于蓬佩奥和特拉斯这一类短视和投机政客而已；也因此，“世界将变得十分动荡”。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