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美国朝野有关中美新冷战的讨论甚嚣尘上，就连一向稳健而老派的基辛格博士也警示，中美关系已处于“冷战的山脚”；并告诫人们，如果中美之间发生“第二次冷战”，将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中美之间的战争即使不会摧毁文明，也会让文明倒退”。尤其是近来双方频繁军演，更让人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之严峻性。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要谈论冷战，就必须先得回溯冷战史，对冷战开始的时代背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再参照今日中美间的主要分歧，才会清醒地判断冷战铁幕是否已经落下。

所谓冷战，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看来，就是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1945年10月19日，奥威尔在《论坛报》（Tribune）专栏文章中，使用“冷战”一词来描绘活在核战争阴影下的世界，并且警告这样的世界将会是“没有和平的和平”。1946年2月，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向美国发回了一则“长电报”（Long Telegram），认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于内部制度，本质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旧式沙皇扩张主义两者的混合体。因此，美国与苏联的目标和哲学无法调和，长期冲突亦不可避免，美国必须做好从事长期斗争的准备。同年3月，在野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指出，苏联在“自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港”之间建立起了“一道铁幕”，在每个红军占领的国家，建立起了亲共政府。因此，美国与英联邦必须结盟，去应付目前的、即刻的威胁。

综上，首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上的冷战，发生在以苏美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阵营间，而今日的中国背后并无任何明确、统一且敌对的阵营或同盟（何况中国一贯就反对结盟对立），而且中国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意识，更不要说在海外建立什么亲共的政府了。中国的台湾问题在中美建交时就已存在，而且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一再确认一个中国主张。

其次，中美之间尽管在许多国际国内问题上秉持不同观点和意见，但不仅已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而且也无当年苏美意识形态上剑拔弩张乃至水火不容之势，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皆如此（这一点，任何来华访问或旅居的美国人都更有发言权）。相反，中国在经历了40余年改革开放之后，已在多方面与国际步调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比美国还要做得更好、更高效。比如在公立教育、市政园艺方面的建设，以及私营经济的活力与竞争性等方面（这也是特朗普政府要对华贸易制裁的主要出发点）。

要说中美之间外交基调上的不合，恐怕更多是随着中国的国力上升，而急欲摆脱自1840年以降丧权辱国、积贫积弱的阴影，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所致。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于一个有着4000年文明史的古国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对于美国人来说，则是难以想象甚至不能理解的，并因此成了引发美国人诸多误解或偏见的渊薮。

天下主义非官方意识形态

至于广为美国人所诟病的天下主义与王道思想回流，也顶多不过是一种传统文化观而已，并未上升为中国的外交政策。这显然同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不可同日而语。退一步讲，即使是中国奉行天下主义的古代，也从未同西方产生过任何激烈的冲突，更不要说武力攻击了。1840年以降的东西方冲突，恰恰是西方凭借坚船利炮，强行将他们认为更发达、更先进、更文明的经济、贸易、制度、文化乃至宗教观，加之于天朝并强迫天朝接受所致。

再次，中国自改开后既无武装对抗美国及西方，亦不再输出革命到亚非拉，更不要说支持各类极端组织以杯葛美国了；相反，还在九一一后的美国反恐战争中，选择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不仅谴责恐怖主义行径，还向美方开放相应的军事情报及基地。这同冷战铁幕降临之际，苏联连续搞出柏林封锁、捷克政变，以及同意朝鲜入侵韩国等一系列“相当蛮横而激进的操作”大相径庭。

而且，在面对当今众多国际问题，尤其是西方所审慎关切的全球气候变化、维和及全球经济发展等方面，中方不仅积极参与，甚至已显著超出中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及范围。即使在俄乌战争，中国迄今也并未站在西方的对立面，公然在军事上大力支持俄罗斯。关于“中俄友谊无上限”之说，也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最近就明确解释，这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

因此，美国作为一个以民主自诩的大国，无论是从包容、多元基调出发，还是作为灵活而务实的外交策略，都不应如此给自身及他国不留任何空间与余地，不应因中方拒绝谴责俄国入侵，就推定中俄一体并在台海及南中国海不断挑衅，而应容许各国在这一国际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及态度，并求同存异，相向而行。这亦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成果之一，至少表明西方并不都奉行非黑即白、选边站思维。当然，马克龙的言论广受西方抨击本身，也反映光有法国的表态，尚不足以缓解中国同美国及西方的紧张关系。中方还应直面问题，敞开胸怀，尽快与美方展开开诚布公的对话，以切实降低双方军事碰撞的风险。这也再次体现出邓小平当年出访美国时说的那句话——美国搞定了，整个西方就都搞定了——的道理所在。

一言以蔽之，美国应冷静下来，从立国精神与大国气度出发，重回到那个深信并笃敬最大天职就是作为全体人类自由与进步之泉源的美国。然后，再对特朗普政府以降，中美间所发生的所有摩擦认真反思并梳理，以便厘清哪些是中国应调整的，哪些是美国自身应予以修正的？哪些中美之争有双方负气之成分？中美有无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难以自拔？

最后，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任何文明之盛衰主要取决于自身，而不可能靠针对、使绊子、遏制乃至挑起事端而取胜。那样顶多可以拖延时日，但于自身文明之衰落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会加速衰亡之进度。一个竞争的文明才是最好的镜子，可以以此为鉴，取其长处而避其短。真正强大的美国应在全球政经竞争中有足够的自信、开放，并包容持不同意见之国（注意这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即使是俄国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亦不存在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零和博弈），并靠自身文明之强大与优越性折服他国。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它就是21世纪的真正领航人，才会引领世界走出对抗与冲突，迎来人类的永久和平与繁荣昌盛。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