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政府将扩大内需定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并特别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无论从短期经济复苏，还是长期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一举措都非常必要。但是，对于选择用什么方法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却存在不同意见，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究竟想要构建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疫情期间严格的清零政策导致居民消费下滑。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2%，带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严重放缓。作为经济复苏的手段，提振消费刻不容缓。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另一项工作重点，即更大力度地吸引和利用外资，也和扩大消费息息相关。2016年以来，在华外资的内销规模已经超过出口。在中美对抗进一步激化的背景下，外资是否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市场能否持续增长。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战略。扩大内需，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消费市场，正是确保这一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

必须指出的是，恢复和扩大消费，不能仅仅期待疫情之后的刺激政策，更要作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来解决。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常年保持在60%左右，不仅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和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差距。这些国家的消费支出都占到GDP的70%以上。为什么长达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带来消费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显著提升？

关于这一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两种意见，也影响到如何扩大消费的两种思路。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的蛋糕还做得不够大，经济应有的活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持这一观点的人们，通常把消费不足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太深，占有的资源太多，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占比过大，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经济增长果实向劳动者的分配。认同这一观点的人通常认为，作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手段，应该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激活企业家精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适度的贫富差距是可以容忍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消费不足是蛋糕分配出了问题。中国社会的收入和财产分配不公，严重限制了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关于收入分配，北师大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2019年中国有5.47亿人的月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约200新元，下同），而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口高达9.64亿，占总人口近七成。

中国财产分配的问题更为突出。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最新研究，2021年中国最富有的0.001%的人群，占有全国约10%的财产，而底层50%人群拥有的财产仅为6%。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们不仅认同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实施再次分配，而且坚定支持反垄断。因为大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的垄断，不仅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会造成就业形态的非正规化。广大的中小企业主和被企业正式聘用的员工，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于2021年提出共同富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等行业进行整改，显然是采纳了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出在分配不公上。但是事与愿违，严厉的政策叠加疫情封控，对民营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也导致企业家群体对未来的预期普遍下降。因此，去年底开始，政府对相关政策做出调整，开始向第一种观点倾斜。

下一阶段中国应该选择哪种手段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笔者无意进行价值判断，只是想指出，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多元选项，以哪一个为重点，体现了一个国家所要追求的市场经济的终极图景。归根结底，中国须要回答：在未来究竟是希望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社会流动性高、对贫富差距有很大容忍的社会，还是要打造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每一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果实的、更为平等的社会？

作者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