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台湾税收超征普发现金的议题喧闹，一方面掩盖了许多更值得探讨的经济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许多人民对生活条件不满的现象。理论上如果经济成长的果实真能由全民分享，则近几年亮眼的经济成长数字不应导致这么大的被剥夺感，甚至反映在大选的悬殊结果上。究其原因，若非经济目标失误，就是执行过程失当。

多年来，经济成长是最受关注的经济良窳指标，相对地，所得分配问题向来受到轻忽。然而分配问题恶化正是此刻台湾经济最明显的表征之一。三年疫情下来，产业表现的M型化也带动了劳动薪资的M型化，有人可连年领数十个月的年终奖金，多数人却殷盼领到政府普发的现金。一年半来的通货膨胀更是对中低所得阶层的重击，实质薪资的降低代表的是“实际被剥夺”而非仅“剥夺感”。

与实质薪资相同，经济成长率也是一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经济变数，因此经济成长若真由全民共享，则实质薪资的成长率应该接近经济成长率才对。但实际情形不仅大相迳庭，还方向相反，也无怪乎民主选举会真切反映多数人民心中的怨怼。

台湾蔡英文在第一任之初即揭示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创新、就业、分配”─希望透过产业的创新带动优质就业，进而达到经济成果全民共享的良好分配，这个目标很好，也具逻辑性，只是几年下来，经济成果不错，全民共享则可能不获认同。经济目标既无疑义，需关心的就是执行过程。

近年台湾经济成长的最大动能是受惠于台商回台投资潮。投资潮的好处除了提升经济成长率，便是希望能借此提供更多高薪优质的工作机会，带动整体薪资的成长，甚至后者才是主要目的，毕竟投资或出口都只是手段，好的就业与薪资才是有感的经济目标。就结果来看，台湾的确增加许多高薪就业；然而薪资提升难免冲击低薪产业，特别是低薪现象最为明显的内需服务业，饭店业高喊缺工却又无法（不愿）支付较高薪资正是显例。其实，当开始期待投资潮带动高薪就业以解决普遍低薪的陈年困局时，政府就应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后续效应。如果遇到低薪产业，就只能妥协式地提供协助，无论是增加开放移工或雨露均霑式的纾困，而非引导产业转型创利或安宁退场，当然可以想见产业M型化、薪资M型化的经济表征永难改变，低薪困局与民怨也难以根除。

税收超征普发现金招致的批评有两点最值得关注。一是经济成果由全民共享绝非透过普发现金方式来达成，而是应透过良好的产业创利与薪资提升来成就，这是基本的经济原理。二是普发现金会使有限资源无法用在最高投资报酬率的用途上，这也是财政基本原理。综合这两点，虽然普发现金可得到一时快感，却可能牺牲了未来更甜美的果实。

若参考海外经验，日本为了普遍提升薪资，让愿意支付高薪的企业得以享受减税等优惠，荷兰促进企业界创新来创利，政府资源只挹注给具有创新元素与相关努力的企业。这告诉我们当资源有限时，若一视同仁地花掉，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刺激进步的诱因，也就不会有未来更大更美的果实。

台湾政府若真正重视“创新、就业、分配”的目标，就应认真检视手边有限的资源与政策工具是否朝此目标迈进，但实情可能是与目标扞格的成分居多。值此选后政府大力检讨之际，我们希望政府能看到根本性的问题，而非只提供人民暂时的“止痛剂”。“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是政治领袖的胸怀，但民之所欲甚多也难辨，需有睿智与勇气摒除那些见树不见林、见短不见长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