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新时代中国财政政策”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警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政府售地收入减少，使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经受考验，须通过优化开支结构和收入模式为财政开源节流。

陈婧　上海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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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研判，财政困难是推动去年底中国防疫政策转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财政系统面对的更大风险是，决策层疲于应对疫情等短期冲击，没有余力规划长期发展。

星期五（1月13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新时代中国财政政策”论坛上，白重恩警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政府售地收入减少，使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经受考验，须通过优化开支结构和收入模式为财政开源节流。

彭博社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计算，去年首11个月中国整体财政赤字达7.7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1.53万新元），是前年同期的两倍多，也高于首轮冠病疫情暴发的2020年。官方在12月7日出台优化防控“新十条”，大幅放宽防疫管控。

去年以来土地出让收入　几乎每月都创两位数跌幅

白重恩指出，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养老和医疗开支都将增加，而适龄劳动力减少则导致财政收入下降。此外，极高的拥屋率叠加放缓的城镇化步伐，意味着地方政府长期依赖的售地收入日益减少。这对中国财政构成两大长期挑战。

去年以来，中国土地出让收入几乎每个月都创下两位数跌幅。11月各地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150亿元，同比滑落13％。

白重恩坦言，尚未看到高层认真探讨上述长期课题，因为他们忙于应对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短期风险。“这些短期冲击吸取了所有能量和氧气，留给讨论长期因素，尤其是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空间所剩无几。这是很不幸的。”

出席同场论坛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中国经济专家诺顿（Barry Naughton）、UCSD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朴之水（Albert Park）都认为，中国财政支出需求增加和收入减少间的矛盾日益扩大，亟待通过体制改革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

诺顿指出，过去近10年，中国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持续下降，各领域开支需求则不断扩大，疫情期间的高额扣税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与此同时，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推进缓慢，在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等方面均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诺顿注意到中国政府为了不给财政增加直接负担，往往会设立许多准财政机构，例如地方投资平台和政府主导基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开支需求。但他以去年爆出贪腐丑闻的芯片大基金为例指出，这类准财政资金将对经济造成新的扭曲、引发新的道德风险。

主持论坛的国大东亚所访问学者黄佩华指出，回顾中国的改革历史，改革往往是由危机驱动。她回忆2015年左右曾在一个工作坊上向中国前财长楼继伟发问，中国下一次大规模财政改革是什么时候？楼继伟回应说，推动1994年财政改革的是中央政府财政紧缺、无钱可用的紧迫性。黄佩华问道：“中国现在来到这样的时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