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作者：尹瑞麟

我们或许可引用日本当年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由于多种负面不利因素叠加所构成的“复合不况”来形容今天中国的经济。在各项不利因素当中，最核心的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影响所及，由于地价升幅无以为继，甚或倒退，中央与地方政府（包括地方投融资平台）陷入财政赤字。当中，最显著的经济现象还包括房地产和相关企业陷入庞大债务，大部分个人和家庭面对庞大的房贷压力，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瞬间变得失却活力。对于中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估量，及其如何有别于一般经济衰退，见笔者于2019年2月1日《明报》以《“明斯基时刻”与“资产负债表衰退”》为题的文章，不赘。

除泡沫经济破灭外，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还有疫情，及美日等国家在市场、科技和资金的限制。故此用“严峻”两字形容，绝不为过。

面对此局面，中国经济学者提出不同对策，背后都以各种经济理论为依托。人们关注国家在政治、外交、疫情等方面变动时，也应同时关注这些经济对策。毕竟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很难以实验和实验结果来决定采纳何种方案；而任何事后的方向调整，代价是沉重的。

据个人观察，中国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建议的取态，可大致分为两方面，即以中国14亿人口为依托，积极完善“内循环”机制，以近似闭关方式来推动经济继续前进；另一派则以深化市场机制和国际合作为主线，辅以国企和社会治理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重拾中国和外国投资者信心。

对于前者，笔者印象较深刻的是杨帅、温铁军所着，题为《货币“回锚”：新发展理念下一种货币供给生态化转型方案》的文章（《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一期）。杨帅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温铁军则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着作甚丰。两位作者在文中表示，中国于过去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条件下，过度依赖“外汇占款发行”，削弱了央行调控货币的自主性；而被动的“量化宽松增发货币”，创造了过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行业，造成“脱实向虚”，成为泡沫经济发生的重要原因。

“外汇占款发行”（funds outstanding for foreign exchange）是指当外国投资中国时，需要先将外币例如美元，通过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入中国流通使用。为了换汇，国家需投入大量人民币，这增加了中国银行体系的“基础货币”，其金融效果是再通过银行体系内的贷款乘数效应，倍数地增加中国“货币供应”。

同样地，由于贸易顺差所赚取的外汇，当汇回中国时亦通过此传导机制，造成叠加“货币供应”超发效果。当然，在逆转情况下，当大批外资撤出中国及贸易赤字增加时，中国人民币发行量则会反向地出现几何式减量，经济体积瞬间收缩，某程度上反映中国当前货币供应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杨帅和温铁军建议：“从长期看，中国启动国内大循环，首先就要找到可靠的货币发行‘锚’，以对冲锚定外储的货币发行体系的顺周期风险”。

至于新货币发行“锚”，他们的建议是将“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发行货币和吸纳货币的新空间，从而将主权货币发行和主权范围内的资源价值化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带动城乡要素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

在他们的构想下，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所持有的资源性资产的保底价值。在具体运作上，他们建议以三级形式运作，即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理顺资源的基本权属关系，对外形成规模交易主体的一级市场 ；其次则是由县、乡级别的平台公司对接社会投资，推动生态资源资本化的二级市场；以及育成区域性的资本市场，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的三级市场。

他们续称“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疫情持续及美国加紧战略遏制可能造成中国‘被脱鈎’的冲击下，货币换锚的问题更加紧迫”，而“以实物资产发行货币是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运用”。

当然，有人会认为这两位经济学者的建议过于极端，中国没有重回改革开放之前的“统制经济”条件。但不容忽视的是，统制经济时期的供销社、国营食堂重现，鼓励失业工人和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的措施悄然推出，“中国不会走回头”的结论是否下得过早？

中国另一批学者，我们可称之为“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者，笔者近期印象较深刻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去年为其着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二版撰写的序言，他表示“”主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人们还是一再发动对市场化改革的攻击，力主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进程受到阻碍，甚至使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出现相反的走势”。

另一篇值得留意的，则是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魏加宁，于去年12月第五届中国金融安全论坛，发表题为《中国经济面临“殭尸化”风险》的讲话。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放缓已经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原因”。对于有人提出，“即使国际市场不行了，我们有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怕谁？”他反问，经济学讲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若经济持续下行、居民收入下降，人口规模再大有什么用？他强调清零政策放开以后，经济工作应当走向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因为国内外投资者最看重的营商环境是法治”。

从上述文章可见，有关讨论不限于学术范畴，更是与国家经济安全和当前国家政策取向息息相关。无论走哪一个方向，社会面的变动颇大。香港经济紧扣中国大陆，两地发展互相牵动，对当前的辩论，我们应否有更大程度关注，特别是在国家经济面临“复合不况”和危机叠加情况下，审视各方提出的应对方案，慎防走回头路，切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