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乔治艾娃在新年伊始接受访问时表示，作为世界引擎之一的中国，去年的经济成长可能是40年来首次跌落或低于全球水准；不仅如此，今年全球经济发展将比去年更困难，因为美国、中国、欧盟及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都将同时放缓。

2022年10月，IMF曾下调2023全球经济前景，原因包括：俄乌战争、通膨压力和各国央行推出的高利率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则逐步松绑“清零”政策，迈向“与病毒共存”的重启之路，但冠病确诊病例在短时间内激增，导致中国消费者充满警惕，即使严格的封控措施已遭解除，经济活动及劳动力市场却未见显著提高。

正由于近几个月中国放松“清零”政策后的现象与效应，IMF开始对中国经济成长转为保守与负面，作出了中国经济将出现40年来首次低于全球水平的判断。据此，乔治艾娃释出最新信息：1月稍晚，IMF将在瑞士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时公布最新经济预测，届时，中国和全球经济前景可能将再次下调。

IMF对中国经济，在三个月前还预估2023年将加速成长4.4%，如今却从正向转为负向，如此巨大调整，主要依据自然与中国抗疫政策调整后对经济活动的效应有关。但对于2023这新的一年的中国经济，能否仅从抗疫政策及其效应这么单一的角度作出预判，我们有所保留，并愿提出以下看法。

首先，日前举行的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建议中国政策官方应适当提高通膨容忍度，以助力经济反弹。张斌进一步指出，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粗略估算，如果要维持产出并控制产出缺口，那么全年需要最低5.5%经济增速；如果要实现2035目标，需要6.4%的经济增速；如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则需要6.8%的经济增速。2023年的经济工作应该朝着6%以上的经济增速目标努力。

张斌的分析论点与建议，显然跟IMF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观察与研判大相径庭，我们更倾向于认同前者而非后者，主要有三点理由：

一，诚如IMF所言，2022年的中国经济成长极可能是40年来首次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当然与坚持“清零”政策有关。如今中国正快速松绑该政策，在松绑初期虽可能出现如IMF所见之因冠病确诊病例激增，导致消费者充满警惕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但应属短期现象，不仅如此，过去两、三年，因“清零”政策对生产活动造成的窒息效应将因松绑而获得充分解放，因此在2022年的极度低成长的基础上，2023年的成长出现强烈反弹是合理的判断。

二，更重要的是成长的动力来源。在美国针对中国的强大遏制战略下，中国提出内外双循环战略，但其实更多地是着重于内需。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RCEP的开始运作，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及金砖国家组织的扩员，特别是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的强化，内需、外需联动的形势正在出现，这无疑将大幅扭转近年来中国在外需上的不利局面。

三，再就内需而言，中国无论在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上都存在着巨大空间。比如货币政策如张斌所言，只要适度提高通膨容忍度，即有相当宽松余地，此形势比之美、欧有利太多；至于财政政策，配合“共同富裕”施政，亦将充分调动起巨大的内需潜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今年3月中国大陆的两会有很大几率提出明显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相对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对中国、对地区，乃至对全球经济无疑都将是正面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