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舵团队以科学的方式决定了方向，再随一波波的疫情务实地调整姿态与节奏，风浪即将到来前做好战略部署，一些危机不能硬碰硬，只能顺势化解危害，然后乘浪前行。

每到岁末佳节总要张罗各种聚会，召集朋友，约时间聚餐。今年终于可以恢复正常的圣诞聚餐、计划农历新年团拜，这些很有仪式感的工作，处理起来特别兴奋和感动。算一算，我们已经三年没有好好相聚了。

回想过去两年，为了抗疫减少接触，避免大规模传染，施行种种限制。前年农历新年每户家庭一天只能接待最多八名访客，每人尽可能每天最多只拜访两户人家。去年情况好一些，可以上餐馆了，但是堂食一桌不能超过五人。

从恐惧冠病，到习惯与冠病共存，新加坡走了一条自己的抗疫之路，间中有人嫌快，有人嫌慢。今年初的春到河畔活动，陪同一名部长参观时，一名老先生上前热情地向部长建议，新加坡应该向中国学习。当时中国全国每日感染人数只有数十到百多人，生活大致上恢复正常，而本地每天一两万人感染，来这里工作的人春节回不了家，都在埋怨新加坡“躺平式抗疫”。

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新加坡忙着给全民接种疫苗、派发抗原自助检测仪等等，因为知道每一波疫情总有高峰，重要的是努力把峰值压低，以确保医院有足够的床位给重症患者，尽力守护生命。

掌舵团队以科学的方式决定了方向，再随一波波的疫情务实地调整姿态与节奏，风浪即将到来前做好战略部署，一些危机不能硬碰硬，只能顺势化解危害，然后乘浪前行。

最近阅读台湾《商业周刊》的专题“新加坡，世界越乱，它越强”，从外人眼中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过去三年我们一方面在不断调整措施抗疫，另一方面不错失危机给我们的锻炼，加速数码转型、强化区块链应用与金融创新、网罗国际人才、吸引更多世界级的企业来设总部等等。

这个专题报道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图表：“50年5度大跃进！”，里面列出了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世界秩序五次重组，新加坡都乘机更壮大。

70年代的中国文革和越战，新加坡推出10年发展计划，从劳力密集的产业转向高科技业，同时打造工业区和金融中心。

8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期间，推动改革，减税以吸引外资，推出了第二个10年计划，从亚洲四小龙之尾变之首。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新加坡通过协助东南亚各国，扩大区域影响力，是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推手之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掀起全球金融风暴，新加坡经济再次受到重挫。政府推出历来最大经济刺激计划，公务员减薪。一年后新加坡在世界经济论坛金融中心排名中，从第10名跃升到第四。

2020年新冠疫情以及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危机也催生出改变区域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契机，新加坡积极吸引跨国企业来设总部，鼓励创新。因为政策稳定、规则透明，这三年来，除了中国富豪悄悄“润”来，东南亚富豪也因为担心货币贬值、欧洲富豪担心国家为了应付俄乌战争开支扩大而提高富人税，都寻找机会移民来新加坡。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我们习以为常反而看不清楚，看了《商业周刊》对我们的专题报道，想起2021财政年预算案的主题：携手同心，越战越勇。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时任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发表预算案声明时多次强调，在应对疫情同时，新加坡将继续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我们迅速采取行动满足当下需求时，绝不能停止思考未来”。

我们一起把“与冠病共存”的路走平、走宽，然而世界的危机也像病毒一样会“变种”，而且是多重危机同时存在，没有“躺平”的理由。

新加坡在可持续能源、粮食这些新机遇方面做了布局，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另一个风口浪尖——半导体产业上，新加坡也在积极吸引国际大企业来设厂，同时吸引尖端人才。其中一位是《联合早报》两个多月前专访的、从台湾台积电回到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出任科学工程研究理事会执行署长（创新与企业）的杨育佳。他已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指导超过40名博士生，发挥鲸鱼带小鱼的作用。

一代传一代，新加坡人已有把外部危机转化成机遇的DNA，我们内部的潜在危机也需要进行转化。

前面提到这几年吸引来的高端人才和超级富豪，他们的数目和整个新加坡人口相比虽然不算多，但难免会加大收入差距和贫富之间的张力。缩小这个差距的工作，可能比压平疫情曲线困难。政府一再强调共同分担责任，有能力的人多负担一点，帮助较弱势者，比如按售价向更大的房子征收更高房地产税、印花税，这些都相等于“富人税”。

此外，一个星期后即将从7%调高到8％的消费税，也将是开销更大的富人缴付较多的税。政府再通过各种回扣、补贴和福利，把消费税转变成高度累进的整体财政体系的一部分。

如果新加坡在下一波的发展中，吸引外资和富人方面继续开源，无需在建立公平社会上节流；压低贫富差距的同时，让所有人的生活素质提升，实现共富的理想，那将是“乘浪前行”的更高境界。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