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方言学习可视为新一代双语教育时代下成长的华族子弟的文化“追加剂”，学习自己或是别人的方言，可加强文化素养。

过去几个月来，本地地缘和血缘性质的会馆社团活动呈现疫后“报复性”的活跃，政治领导人纷纷上台作为主宾发表演讲，主题围绕着文化认同、国民融合、国家意识。卫生部长王乙康近日在安溪会馆100周年晚宴上发表的讲话还有点特别，刻意在演讲中注入几分亲和力。

他分享女儿主动要求学习福建话的故事，说他为她制定了详细的课程规划，现在他的女儿已经能用福建话和外婆沟通，令人羡慕。

王乙康先以一小段福建话恭贺会馆，并说“方言为我们带来的价值是没办法衡量的”。

从电视、广播上听到更多的方言、政府用几种主要方言作政策宣导，到几个地铁站采用一些方言给年长者的温馨安全提醒，方言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王乙康给方言的打气，更引人遐思。

其实，讲华语运动推行40多年来，方言并没有消失过，尤其是今天的网络时代，想看潮州大戏、听粤语流行曲，电脑和手机上随时方便。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移民潮，带来更多不同省份的方言和不同口音的普通话，新加坡人已经习以为常。

多年前，郭振羽教授便说过“方言不是毒蛇猛兽”，的确如此。它是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各地海外华人的生存意志。

上世纪80年代因一次的机缘，在纽约逗留几天期间，偶尔到全世界最大的唐人街逛街。进去一家卖杂货的小店铺，用华语跟店里的一位看店的老妇问了一句话，却听她老人家冷冷地以广东话回应“你识唔识讲唐话？”我明白她的意思，却让我觉得不是味道，难道华语不是“唐话”，只有粤语才是“唐话”吗？这件小趣事多年来一直放在我心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的含义却有了不同的理解。

美国唐人街（跟欧洲其他城市的唐人街一样）的老一代唐人移民，多数来自广东和香港，在美国生活一辈子也不会说英语，就只讲广东话，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把广东话当作唐话。

上世纪90年代过后，我有机会重返纽约唐人街逛逛，发现那里的“唐话”已经多姿多彩。

再后来，进一步了解有关中国语言发展的历史，重新体会几十年前的那位唐人街老妇的那句话，还是有其历史根据。

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立下千秋功业，却无法统一语音。历朝历代，各个角落的语言都有各自的发展环境，春秋时代，孟子形容南方人的土语听起来像鸟叫，称之为“鸟语”。中原人士南迁，始于秦汉，盛于唐宋，带来了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也因此南方人自称唐人、说唐话。

易中天教授在《大话方言》一书中，针对南北语言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北方语言是扩散的，南方语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有点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是在水面上漂着。”

新加坡毕竟是个城市国家，早期不同方言族群像“水和油”，各有生活地盘的格局早已被打破。今天的牛车水、大坡、小坡、海南街等等几十年前的方言生态不复存在。市区重建和华语的推广起着的“融合”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郭振羽和罗福腾合著的新书《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和社会》中，指出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有一“罕见”数据，显示家庭成员之间的用语情况：“华语和英语的‘引力’，对各种方言也有所不同。广东话和其他方言比较，以广东话和父母交谈的人口群，如果转以其他语言和兄弟姐妹交谈，有比较大的比例转而用英语：其他方言人口在类似情况下，转向英语的比例稍低。由此看来，新加坡的广东人对华语的抗拒心理，似乎比其他方言群强，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书中留下的这一点迷思，倒是让我想起一句俗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

广东人抗拒华语（普通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北方人的卷舌音对广东人是一大挑战。多年前，有一名香港移民在《联合早报》当财经记者，在汇报新闻时，“投资”与“投机”总是混淆，多年就是改不了，幸好我们都能从语境中分辨出是哪一个。

据说当年中华民国为“国语”投票表决时，孙中山深明大义，力推北京话为国语，否则后来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得学讲广东话，广东话就真的是名正言顺的“唐话”了。

今天新加坡华人社会要严格分别籍贯是不容易的，本地的地缘性质的会馆重新发掘方言的魅力，也应该是开放式而不是封闭式。会馆的方言学习班，如潮州话，闽南话、广东话、海南话等等，都应该提升为一种文化课程。方言学习可视为新一代双语教育时代下成长的华族子弟的文化“追加剂“，学习自己或是别人的方言，可加强文化素养。各方言族群的先辈南来之路和生活经验大同小异，不必强分你我，这跟华语运动融合华人社会的终极目标殊途同归。

（作者是 《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