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昌

当前理论界聚焦在房地产复苏，但笔者认为，眼下包括四五线城市在内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个三农问题，重要性可能更甚于房地产的复苏。房地产再重要，也只不过是中国经济大盘里的一枚大棋子，如果背离经济社会矛盾，就事论事论述房地产的政策选择，则可能格局太小，且易将房地产业引向歧路。

公允而论，中国崛起最大的失误应是牺牲了“三农”换发展。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是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的核心是农民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的背后是城乡、工农、中西部的均衡与稳定发展；均衡稳定发展的背后则是土地及房地产制度安排。尽管年年一号文件都是“三农“，但中国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支点，迄今从未放在“三农”身上，以至而今城乡、工农、中西部经济板块的发展既不均衡也不稳定，且差距越来越严重，已错过推动“三农”发展的黄金期。

结构性失衡和跛足面面观

“三农”问题自古就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失衡与不稳定，究其原因，就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放弃了沿着邓式农村土地承包开创的土地民进国退的道路所致。中国重新回归毛式土地国进民退的计划经济老路，明显改变了“三农”的预期，致使自下而上的原创性内生发展，变成而今的自上而下的计划型指令发展。如果农村土地承包后继续像抓城市化、工业化一样抓农业，现在的局面肯定好得多。

问题症结就在中国尽管利用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并依靠土地财政以地生财聚财敛财，并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很大发展，但经济结构却是失衡的，跛足的。失衡和跛足就为今天的发展留下粮食安全、共同富裕、城乡工农关系失衡等等隐患，以至拖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

现在工业集中的一二线城市，确实可比发达国家，但那些星罗棋布在广袤土地上的6亿农民，却连自己都养不活。当然，如果纵向比，任何地方的“三农”都比自己以前有所发展，但若是横向比，“三农”较之城市、工业、东部的相对贫困就一览无遗了。大量财富通过剪刀差流向城市、工业、东部，上海最高房价15万元（人民币，约3万新元，下同）一平米，成都最高3万元一平米，西部农村均价1000元左右一平米，上海富裕是成都的五倍，是西部农村的150倍；成都又是西部农村的30倍。

目前，14亿人只有1.4亿有护照，只有1亿人出过国，还有近10亿中国人没有坐过飞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农民。现在城乡、工农、中西部差距已经导致乡村制衡城市，农业制衡工业，中小城市制衡特大城市。一个国家怎么可以容忍一二线城市富得流油，三四五线城市皮包骨头；广大农村空巢化，唯剩老人等死的财富分配不公平现象存在？现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多，农民没有退休金，没有国家医保、社保，西部农村社会养老金60岁一个月200元，90岁一个月300元，比外国农民苦得多。

“三农”穷，生产方式必然很落后，农业产出必然质低价高，中国买外国粮食还比自己生产的质高价廉。而今中国农村之落后不是靠一点点钱就能救起的，何况政府还不愿出这笔钱。再说一线城市，尽管物质文明上去了，但精神文明就好了吗？不见得。铁链女不就是发生在江苏吗？二舅以及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正是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异化且走向冲突的实证。农村已养不起农村，更养不起城市。农业自身难保，也支撑不起轻工业，帮不了重工业。如果中国实现了现代农业，局面不会如此被动。

农业产出与大国地位不相称

中国是世界粮食第一大进口国是事实，19年连续丰收也是事实。问题就在中国的主粮丰收是以进口大豆为代价的。每年进口上亿吨大豆，一吨大豆占用7.7亩土地，现在东北的几亿亩耕地不种大豆而改种玉米，这能不粮食丰收吗？问题是玉米产量占主粮产量的40%，玉米的70%又是作饲料的，而作为主食的小麦、水稻则年年减产。所以主食不足以养活中国人，须要大幅度进口。

现在中国农业生产水平非常尴尬。日本200万农民安居乐业，除了养活1.2亿的日本人，还可以大量出口。而中国6亿多农民，不仅不能安居乐业，还得外出打工补家。李昌平呼吁三农问题已20多年，但如果现在再拿农业耕作方式和美国等西方农业比，那大多其实就是西方意义的刀耕火种。相比而言，中国至今仍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这一切与集体土地的国进民退正相关，这就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问题所在。

平心而论，一个后发国家做崛起的政策选择确实有点难。这包括：一、保城市还是保农村或兼顾；二、保工业还是保农业或兼顾；三、拿农民的土地促发展还是用土地保农民的恒产恒心和安居乐业。但中国最后还是选择了保城市、保工业、保东部。不过，现在的事实证明，中国土地国进民退保财政、城市、工业、东部发展的政策选择，严重损害了农业、农村、农民，这种不协调已经让中国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囚徒困境。其中最突出的有三方面。

陷入三大囚徒困境难自拔

一、农民“灵魂”和“肉身”的囚徒困境。中国农用土地名为集体土地，但作为代理人的村委会，连批准农地内部流转的权力都没有，更遑论农民。集体土地转不转或赚多少，为国有建设用地或改变农业用途，全由地方政府说了算，这是制度安排。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随心所欲摆布集体土地。这些年中国有一个自认最优的土地选择，就是以实行“土地财政+口粮进口+饲料自给”的模式来统筹财政收入、城市拓展、工业扩张、农村扶贫的生存与发展关系。这种决策逻辑回避了土地国进民退、农民工的身份确定，以及医保、社保、教育、养老四座大山等一系列剪刀差政策，造成的问题是城市处处都可以赚钱糊口，却唯独农村种田不赚钱。

正如农民歌手大勇《泪蛋蛋掉在酒杯里》唱的：“有家的地方没有工打，打工的地方却没有家。他乡容不了我的灵魂，故乡安置不下我的肉身！”

二、农民撂荒耕地和政府整治撂荒的囚徒困境。农村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是土地产权。城市圈地扩张，土地财政卖地赚钱，都在打农用土地的主意，让耕地永久消失。现在地方财政卖地收入占比高达40%至50%，农民却得不到一点好处，累死累活一年种几亩田，还不如在外打半个月的工。为了生存，大量青壮年加速撂荒土地远离农业、农村、农民进城打工，老弱病残留守农村，村庄正在消失。

看着耕种条件较好的田地荒芜给粮食安全造成的隐患，这几年政府每年春耕都自上而下开展全国性的耕地抛荒整治活动，试图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整治耕地拋荒现象，但种粮亏本的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撂荒土地就是农民对农村政策的用脚投票。

三、前任退耕还林和现任退林还耕的囚徒困境。经济发展切忌大起大落，因为大起大落破坏预期。成熟的经济体决策分散，市场自由竞争，经济预期稳定，很难大起大落。但中国是计划经济，预期在政府，决策一失误势必带来经济大的动荡。

比如前任力促退耕还林，而现任又强力退林还耕，就是典型的经济大起大落和干扰预期的行为。中国决定集体土地用途的权力在政府，农民只是政府土地安排的被动执行者。胡温时代，人民对生态、水果的需求越来越高，决策层就决定退耕还林增加林地、草地的有效供给。而今中国担心有一天在粮食进口上会被人卡脖子，于是赶在2021年又匆忙下达退林还耕令，强制砍树改种水稻增加粮食储备。但经济的大起大落和预期的改变，却给果林、林农、草农造成极大损失，现在树砍完了，草被连根拔起了，他们不仅过去的投资打水漂，而且又返贫，至于未来则不知所措。

农村退耕还林和退林还耕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办法。问题是中国的优质耕地已经被城市化、工业化占用，这些退耕还林的土地并不是优质耕地。农村类似的决策失误还很多。拆猪圈和鼓励养猪的是政府；只准农民只生一胎和鼓励多生几个娃的还是政府。控制通胀也拿农民开刀，有人说几块钱的烟卖到几十块合理，几块钱一瓶的酒卖到上千上万合情，几千块钱1平米的房子卖几万十几万合法，但农民一斤成本一块二的粮食卖一块五，有专家就说是暴利行业，动辄罚款几十万，这叫什么逻辑？

当代世界城市和乡村是扁平化的大趋势，中国逆扁平化而行。而今三农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难题。三农问题长期不化解，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实现？

作者是中国四川退休经济学者，研究员

平心而论，一个后发国家做崛起的政策选择确实有点难。保城市还是保农村或兼顾？保工业还是保农业或兼顾？拿农民的土地促发展还是用土地保农民的恒产恒心和安居乐业？中国最后还是选择了保城市、保工业、保东部。现在事实证明，这种不协调已经让中国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