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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大选后，三大政党联盟近乎三分天下，以希盟赢得最多国会议席，国盟紧随其后，曾执政最久的国阵，则被远远地抛在后头。如此结果，与选前大多数人的预测多少有出入，尤其国阵不如人意的表现，因为当时多方皆认为，这场大选主要是希盟与国阵之间的争雄，两者可能都有机会胜出，唯国盟只有陪跑的份儿，搞不好还会全军覆没。

国盟这次虽然未能夺冠，但表现特出，主要还是来自成员党伊斯兰党的贡献。伊党得到的议席相比于2018年的大选，翻了近两倍，几乎接近议席总数的四分之一，赫然跃身为最多议员的政党。国盟里的友党土团党表现也不错，所赢议席也几乎翻倍。

国盟本次的强势崛起，主要可归功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其一是近月来希盟与国盟在政治宣传上，不约而同都把共同对手国阵（尤其是主导国阵的巫统）描绘成贪污腐败、政商勾结的化身，经过多轮的线上与实体宣传轰炸，许多选民尤其是马来族，也逐渐对国阵产生反感。

国阵虽然之前也算执政联盟一员，但受到共同执政的国盟制衡，如今在经济低迷的时代，未能如以往宽裕，施放各类资源来“绑桩”，所以选民更对国阵的执政能力产生疑问，即便他们经验老到。与此同时，这类为数不少，不愿再投票给国阵的马来选民，仍抱着对希盟（尤其是其领袖安华）的偏见，认为后者过于自由化、受到非马来族操控等，选择把票投给他们认为更能捍卫马来特权的土团党，或是更强调宗教元素的伊党。

国盟异军突起的第二个因素更与伊斯兰党有关。自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以来，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显著的国度或地区，逐渐兴起一股所谓伊斯兰复兴浪潮，主要是通过政治化宗教（一说是宗教化政治）的手法，力求把宗教理念与政治诉求连成一块，以便寻求在多地建立终极的神权化政权。

在马国，伊党一方面驾驭着这股浪潮，在宗教氛围日益浓厚的马国，争取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默默地在偏远地区，展开政治与宗教一体化的耕耘，如成立与运作多所宗教学校，散播政教合一理念。在这次大选中，恰巧马国又首次把投票最低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这一来，伊党就得以从精神以至实体层面，不单号召年长的支持者，也包括年轻的支持者踊跃出来投票，赢取更多议席。

在选后几天，议席领先的希盟与坐亚望冠的国盟，就哪一边得以组织政府相持不下。起初，国盟一方信心看来十足，认为已获得国阵的好些议员以及来自东马沙巴、砂劳越的党派支持，国盟主席慕尤丁可以再度任相。不料主导国阵的巫统主流派却偏向支持希盟，而且砂、沙的执政联盟也因支持包含伊党的国盟，引起内部反弹，主要是因为两州向来在族群与宗教方面，都较西马更为多元与容忍，与伊党独尊一教的立场格格不入，如果贸贸然与伊党走在一起，势必引起东马非穆斯林支持者的高度不安。演变到后来，这些东马党派几天内倒戈支持希盟。马国元首遂委任希盟主席安华为新任首相，责成他组织一个在宗教、族群、地域等方面都具有包容性的团结政府。

安华是一位传奇性的领袖，从年轻时的宗教活跃分子到政坛明日之星，再从副首相任内与时任首相马哈迪政见不合而被开除下狱，又蜕变为反对党领袖，从狱内狱外领导马国的进步改革力量几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如今终于得以入主布城。各界有识之士对他抱有很大的改革期望，纷纷希望他能尽快兑现多年以来所做出的各项改革承诺，从打击贪腐到族群课题不等。

但安华所领导的是个包含多个不同党派的联合政府，以国盟为主的反对党预计又会相当强势，所以他的改革愿景，可能还是会遭遇重重困难。例如，他宣布从今以后，政府的采购皆以投标而非直接谈判方式进行，就会触及一些执政联盟里的主要党派，或他们的领袖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被削减甚或砍掉的党派或领袖，心里自然大为不悦，就可能大跳政治草裙舞，故作姿态，譬如以脱离安华的政府让它倒台为要挟，逼使安华就范，收回损害他们利益的成命。

另一方面，如果安华政府要做出一些被视为让社会更自由化或多元化的进步改革，则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党，必会强烈反对，甚至塑造出似是而非的论述，说他蓄意牺牲自身族群或宗教的利益。这种论述，就算大多数为穆斯林的希盟议员，也难以辩解，因为一不小心即会被标签为对族群或宗教理念的不忠。这种标签，即便是威望高的安华也很难化解，并必然导致部分马来选票流失。所以安华最终想要推行他心目中的各项经济以至社会改革，还是颇不容易。

安华在马国经济一片萧条之际接掌相位，股市一时反弹，马币兑换率也顿时趋高，固然可喜可贺，但除此之外，如何舒缓民众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保障粮食供应充沛、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引进更多外资等，都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在应付这些没完没了的社会经济挑战之际，还要搞好越来越撕裂的族群关系，只会令安华不知能支持多久的政府，闲不下来。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