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鸿达

作为长期从事伊朗发展研究的中国学者，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两国人民的更多忧郁、愤怒与悲伤。伊朗是因为突发事件引爆又一次民众抗议，中国则是日益增多的人对严厉的疫情防控不满意，特别是对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恶性事件强烈不满。

今年9月中旬，伊朗姑娘阿米尼因为头巾佩戴问题，被道德警察控制后很快就死在医院里，引发本次抗议，至今仍没有停息。本次抗议是多年来伊朗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的再次显现，以反对强迫女性戴头巾为象征，实际上表达的是对政权的强烈不满。

进入今年后，越来越多国家放松或解除防疫措施，中国却进一步加强了防控举措。这一方面使得中国疫情防控较为出色，另一方面，国家和人民因此而受到的伤害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与疫情防控有关的重大人员伤亡事件一再发生后，日益增多的中国人正在用各种方法表达不满。再加上其他一些事项的影响，显然，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也面临一些挑战。

不管是从政权或政府的运作方式，还是从所面临的社会安全挑战来看，目前的中国和伊朗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伊朗的事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中国产生一些借鉴意义。

2009年以来，民众抗议已经成为伊朗社会的常见现象。9月中旬发生抗议后，伊朗官方很可能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普通抗议而已，没有充分注意到伊朗内部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新高度。尽管官方采取了一些举措，但效果相当不理想，而且官方举措的对抗性特征非常明显。一是回应阿米尼之死的策略不当，没有在第一时间平息民怨。面对汹涌的民意，官方公布了一个阿米尼被带到“规训处”的简短视频，显示她在那里自己行走时摔倒了，以此证明是她自己的身体有问题，还直言她之前的健康状况就不好。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之前在道德警察的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身上有伤痕，而且她的家人也声明她身体原本没问题。显然，官方的初始回应非但没有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激化不满情绪。

二是强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管控，激起更大民怨。抗议发生后不久，伊朗官方就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施加大限制。这让更多伊朗人产生更强烈的不满，因为网络控制不仅影响到日常生活，还对一些人的生计和生意造成重大冲击。

三是没能回应抗议关切，导致民众对未来缺乏正面期望。迄今伊朗政府还没有推出任何旨在平息民怨、着眼于国家未来发展的新政策和举措。“没有积极举措的举措”让原本处于观望的人越来越倾向抗议活动，也对社会和国家现有体制产生伤害。

四是缺乏官民之间的有效对话机制。抗议开始到现在，伊朗明显缺乏一个有效的对话机制；或说伊朗政府还没有找到如何与“00后”新生代抗议者的对话方式。在官民以及社会代际鸿沟本就非常巨大而且越拉越大的情况下，官方如果再不积极主动创建相关的沟通桥梁，只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

对中国的启示

当下伊朗事态的发展，对目前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积极主动解决一些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消减安全隐患。伊朗官方长期漠视民众呼声，导致哪怕是偶然事件也很容易引爆抗议。10几年前“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也有这个特点。多年来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至今还没解决的社会矛盾，中国政府一定要积极主动解决，这是消减社会安全隐患的最佳方式。采取简单的堵塞和针对之策，等矛盾升级成危机以后再仓促应对，最终不会有理想结果，不管是对民众还是对政府都是如此。

二是事后对相关责任一定要快速且正确认定，这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危机处理的一个关键原则就是速度和效用，政府决策者一定要牢记。疫情暴发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中国社会不稳定的苗头日益明显，大量维稳人员出现在街头就是一个明证。综观今年中国的重大舆情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有原始事件发生后没有给予及时有效应对的原因。

三是在互联网时代要慎用网络切断的方法。伊朗官方控制互联网的后果再次说明，在互联网被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一个基本的世界共识是，政府切断网络是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传播。因此，一旦政府切断甚至限制了网络，即使不明真相的人也会给予这个政府更多负面认识，不可避免地增加政府面临的挑战。

四是政府要注重政策初衷和政策效果之间的明显差异，务必要注重创建官民沟通的有效渠道。今年以来一个较清晰的社会感受是，执行防疫任务的中国“大白”的社会形象正逐渐下降，有“大白”参与的暴力事件在社交媒体屡见不鲜。中国政府一再宣称是为了人民的健康而采取严厉防控举措，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已经有很多人因为疫情防控举措本身而失去健康甚至生命。如何在政策初衷和政策效果之间求得平衡？如何让受保护的人不再普遍因为某些保护政策而愤怒？越来越多中国人对现行防疫举措不满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显然在决策者和民众之间，须要架起有效的沟通渠道。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