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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严苛的疫情封控发生了太多不幸，给防疫“松松绑”的呼声一直存在。11月24日夜，疑因封控致救火受阻，乌鲁木齐高楼失火致死10人，成为又一场悲剧，也成了人们情绪表达的一个突破口。火灾翌日，舆论情绪如排山倒海一般宣泄出来。人们不光借悼念表达哀思，也表达对防疫措施的不满，甚至提出其他领域的政治口号。短短两三天，一份网民整理的举行悼念活动的高校名单广为流传，足足有几十家之多。

大学生唱中国国歌、国际歌，并喊出“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的口号，内容尚未触及中国的政治红线。但校园外的社会人顾忌可就没那么多了。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自然而然成了悼念这场悲剧火灾的合适地点。人们在聚集悼念活动过程中，甚至喊出了反体制的口号，露骨程度让人吃惊。11月27日，上海的聚集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发生的悼念活动一道（包括作者撰文时北京正发生的亮马桥悼念活动），引发世界各路媒体的关注。

这类涉及政治诉求的活动在中国十分罕见。借助手机和网络的快速传播，许多人看到这些“失语”多年的中国青年，在政治领域也有激昂和柔情。这是否是年轻人的急躁、轻浮之举，无从判断。但可以肯定，不论是防疫还是政治领域，今年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都感觉到了些许压抑。

近日来北京疫情持续高位运行，我家所在的某行政区11月26日晚6时宣布各个小区不进不出，人们觉得受到基层政府违反“二十条”的冒犯；隔天，辖区内各个小区居民便自发在小区门口堵门、拆围挡“自行解封”，小区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推搡、对峙，几近演变成暴力冲突。这种突破封控的行为，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辖区政府也在11月27日晚间火速取消了这项政策。这种情绪上的躁动、焦虑，或多或少反映在疫情下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中国给人们的印象向来是“稳定”“大一统”的，不由上层主导的起伏，似乎都是罕见的。但稳定、平衡并非是社会的常态，英国人类学家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就认为，社会是通过节制和规律的冲突，达到平衡和统一的，甚至认为冲突才是社会的本质，冲突就是统一的表现。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笔下的缅甸克钦人（景颇族）的社会，更是在贵族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和人人平等的无政府状态的不断转换中达到平衡。“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每个社会在平衡和冲突之中都有历史周期。持续高压并不适合社会和个人的健康，压抑久了，人们需要情绪的突破口适当爆发，才能更好地帮助社会重回平衡。

和“既要、又要”的疫情政策一样，从1957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以来，再到2016年大陆政府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重提，中国一直追求一种“六有”政治局面，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似乎又和疫情防控一样，顾此失彼，赢了疫情，丢了经济；有了纪律，没了自由；反对了“一放了之”，却迎合了“一封了之”；有了统一意志，却丢了个人心情舒畅。

这场中国的社会冲突，一半的问题是疫情，一半的问题是体制。对于疫情，叶胜舟在《中国抗疫的负面清单》（11月26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文末，预测中国将从动态清零演进到社会面清零、重症清零和死亡清零，我深以为然，中国的防疫措施已经到了不得不向重症清零和死亡清零转变的阶段。体制上，渐进的改革总是受欢迎的，但问题是，改革如何让人们感受到民主、自由、心情舒畅和自由活泼，让人们的怨气少一点。如何让防疫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减少社会震荡，让中国政治框架的有限空间里“螺狮壳里做道场”改革出名堂，需要中国执政层的智慧和勇气。

作者是北京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