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专栏
一段时间以来,政治领导人一再向国人发出“预警”:不能假定人民行动党必定会赢得下一届大选并继续执政,也不能以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军者黄循财,必然会成为第四代总理。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已经得到这么一个结论:新加坡的政治将会朝更加激烈的政党竞争发展,从此以往,不能再以为行动党必然会胜出,也不能以为工人党等反对党就一直只能做在野党。虽然什么时候会改朝换代,没人知道,但大趋势是以后每届大选都是胜败难料的。
今年2月,国会辩论工人党新科议员辣玉莎说谎的事件,李显龙总理发言时就是这么说的。约两个月后,当黄循财被推举为执政党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军人,在记者会上就重复了这一说法。在11月6日举行的行动党干部大会上发言时,黄循财又一次重复了这个说法。很明显,“警讯”的对象不只是党干部和党员,而是所有的选民。他们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开始发生重大改变,这种改变看来也是难以逆转的。
执政党和政治领导人应该怎样应对呢?如果只是基于狭隘的政党利益考量,那很简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击反对党,而不是让它们趁势而起。但李总理的回应大不相同。他在上述国会辩论中做出明确的阐述。这是一次有别于以往的重要讲话。因为,他是同时站在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双重立场讲话。回应内容也是双重的。
站在党的立场,他指出,他的职责是确保行动党尽最大能力把新加坡治理好,由此保持人民的委托,并让行动党能不断赢得未来的大选。但站在国家领导人的立场,他却有另一层重任,那就是要尽可能做到新加坡的民主政体能够持续健全发展,有效操作,不管未来哪个政党当家作主,都能保持高标准,确保新加坡能得到一如既往的善政和良治,不至于走向衰败,让前人辛苦建设的成果付诸东流。因为我们这个弹丸小国,始终须有一个强有力、有效的好政府来治理,不管是谁来领导。
这番讲话表现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有的高度,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也因此,在2020年大选后,他建议让工人党的毕丹星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一职。“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能帮助一个负责任的反对党出现,使我们的政治制度日趋成熟。”
在明确了应对策略之后,执政党一方面必须立即吹响战斗的号角,确保干部和党员不致因长期执政而出现松懈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得扮演监督反对党的角色,确保反对党也遵循严格的高标准,包括诚信、廉洁和有效。
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有反对党监督执政党这回事,执政党反过来监督国会里的反对党,还是挺新鲜的。但仔细想,互相监督才是正道。因为,如果反对党不成气候,连自己都管不了,还有什么资格监督执政党?同样,如果执政党贪污腐败,也谈不上监督反对党。只有当彼此都能遵循高标准,能各自有效扮演自己的角色时,才能相互监督。
但监督政党的责任最终主要还是落在选民身上。大家必须以同一套严格的标准来要求执政党和在野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进入国会的议员,都具备同样的素质和人格。只有这样,各政党才会严格遴选候选人。
不过,这是一个理想。一些新加坡人对反对党的期许,看来短期内也很难实现。就在毕丹星当上国会反对党领袖后不久,工人党就爆出了“辣玉莎门”。辣玉莎不得不因此辞职,但国会特权委员会在调查此事件的过程中,却意外发现更加劲爆的事,工人党的领导人也涉嫌说谎。“辣玉莎门”因此留下了一条特长特大的尾巴,移交司法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虽然毕丹星等人最近在党选中蝉联党秘书长等要职,但“辣玉莎门”仍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执政党看来,诚信是新加坡民主的一根顶梁柱,绝对必须维护,也绝对须要执政党和在野党严格奉行,不能有丝毫差池。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诚信受到质疑,那就必须彻底追究,绝不能敷衍马虎了事,尽管这可能被某些反对党同情者视为针对行为。当然,在调查还未水落石出之时,我们只能存疑。
无论如何,诚信阴影未除的工人党,要在下届取代行动党执政的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除非大选出现所谓反常怪异的结果(freak results)。即使如此,执政党还是有另一层忧虑,那就是得票率可能下降。过去,执政党担心的是人们投“抗议票”,现在的说法是选民通过投票给执政党“打分”。
有些人误以为不管自己怎么投,行动党总会再度执政,结果就可能使行动党的得票率下降。如果行动党的得票率只是51%,就难以说是得到选民的强大委托,也难以放开手脚治国。试想,在现在的情况下,要调高一个百分点的消费税都那么困难,如果是两党在国会像美国一样,楚河汉界,不难想象,结果会是如何。
然而,担心也没用。在这个非常时期,政府的当务之急还是在于尽量出台各种利民政策,解民之忧,纾民之困,安民之心。只要执政党一直秉持初心,为人民而行动,拿出好政绩,相信还是能继续得到多数选民信赖和支持。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监督政党的责任最终主要还是落在选民身上。大家必须以同一套严格的标准来要求执政党和在野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进入国会的议员,都具备同样的素质和人格。只有这样,各政党才会严格遴选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