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伊朗库尔德族女青年阿米尼在首都德黑兰被控佩戴头巾（hijab；中国回族通称“盖头”）“不当”，被警察拘押后死亡，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从这波抗议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的广泛卷入，被《经济学人》周刊描绘为伊朗政权的存亡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以我之见，这场抗议活动以及伊朗政府暴力针对的历史性意义，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人民主权”政治体制的失败和终结，伊朗政权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legitimacy），变得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专制独裁体制难以区别。

伊朗革命后的新宪法第六条规定，总统和议会必须由选举产生，连《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也承认代表了“民主核心”。这种新型“伊斯兰民主”，对内保证了下层民意的诉求渠道，对外建立了在伊斯兰世界的道德权威，尤其是对逊尼派“阿拉伯街头”（编按：泛指阿拉伯国家基层民意）的号召力。

直到“阿拉伯之春”初期，德黑兰还因此对公开支持叙利亚阿萨德专制政权有所顾忌。

快转到今天，伊朗政权因为狭隘的教派利益，决意支撑叙利亚阿萨德独裁统治，丧失了在“阿拉伯街头”的政治资本，无形中帮助了逊尼派阿拉伯专制政权的延续，也促成沙特及波斯湾多国与以色列建立公开同盟。

更重要的是，伊朗国内民众失去了通过“人民主权”表达民意和政治诉求的渠道，不得不用示威抗议来宣泄他们的不满和政治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触发并引领这波抗议活动的青年学生群体，揭示伊朗政权正在失去年轻一代的政治认同。

曾经向往“阿拉伯街头”的伊朗“伊斯兰民主”，如何会演变为今天的专制体制？无法避免的事实便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和时代，伊朗政权却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和强化一元化的政治控制。例如伊朗总统选举曾经以高度竞争性和结果难以预测著称，类似于中世纪天主教体制的高层宗教领袖，却逐渐通过把持候选人“资格审查”，大量排除异己，使得总统选举变成赢家事先已定的政治表演。

伊朗原本就是相当多元的国家：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大多属于逊尼派，而什叶派中又有阿拉伯族和说突厥语的阿塞拜疆族。伊朗革命后，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年轻一代的社会文化更加多元。但是宗教领袖却坚持传统教义和保守的“道德风纪”，不断打击政治异见，压缩社会空间，并且与革命卫队掌控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终于造成大量年轻一代尤其知识精英丧失对现有体制的认同。

伊朗政权向阿拉伯世界的专制体制趋同，不仅意味“政治伊斯兰”进入了低谷，也曝露了德黑兰“区域霸权”隐含的“阿喀琉斯之踵”（编按：又译阿基里斯腱，指最大的要害或罩门）。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