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邓峰

连日来，富士康事件备受舆论关注。事情的高潮是10月底，网络上流传富士康郑州工厂部分员工非正常离厂的图片和视频，其中包括一些员工在秋风萧瑟下徒步几十公里乃至上百公里返乡的心酸画面。目前这件事已经引起河南政府和富士康的重视，正在解决之中，但由此反映出的富士康员工对于冠病病毒的恐惧引人深思。

10月30日，中国媒体《财经》旗下的“财经十一人”在《郑州富士康员工：工厂正常运作，部分员工选择返乡》一文中写道：“部分员工担心被感染，又担心感染后隔离的情况。恐慌情绪在10月29日达到顶点。周元从一位同事处得知，29日上午，厂区内某个单采点，部分员工突然情绪爆发，将核酸检测人员的桌子掀翻。包括周元在内的两位富士康港区员工向《财经》记者确认，29日晚上八时许，员工踹倒了宿舍区临时搭建起来、用以隔离的挡板，一批人拎着行李箱离开。”

无独有偶，据中国新闻周刊在《富士康员工“徒步返乡”前后》一文中的报道，郑州园区未发生重症感染现象，且在进行闭环管理，但多名郑州富士康员工表示，自行离开厂区，是部分员工对于病毒的恐惧和对于生活失序的担忧，“有饭吃，但要承担被隔离的风险”、“每天做核酸的时候都担心”、“宿舍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无人清理，工作群里有人曾用300元至500元（人民币，下同）招聘垃圾清洁工，但无人响应”。

11月1日，《第一财经》刊发的文章《富士康基层管理者亲述：这15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采访了郑州富士康产线上的一名基层管理者王海（化名）。据王海的描述，10月29日上午，工人圈子里有传言说园区即将封锁，这里要变成“躺平试验区”了，员工因为这个谣言才开始恐慌，觉得如果不跑就没时间了，“他们认为被感染的几率很大，也不完全了解病毒的情况，认为感染了之后会像2020年年初武汉感染冠病的人一样，不仅很难受、留下后遗症，甚至可能死亡”。

综合上述讯息可知，富士康郑州厂区许多员工比较恐惧冠病病毒，甚至认知还可能停留在三年前武汉疫情时，希望对阳性病人同管筛查的人或是密接采取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富士康为了保证正常生产进度，以及园区物资和后勤能力不足导致短期内阳性病例和密接人员安置问题的显现，才在讯息不透明、讯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引起员工群体的恐慌，造成徒步返乡事件。这也是为何最近郑州市卫健委官方公众号刊发了《新冠肺炎不可怕，可防可治。郑州权威专家来解答！》的宣传稿件，称冠病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

富士康员工多为抵抗力较好的年轻人，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论道理，他们应该最不怕冠病病毒，最有可能支持防疫政策的有序放开。但结果他们在冠病病毒的毒性相比三年前武汉疫情时已明显下降并且疫苗接种已经普及的当下，竟会因为担心感染冠病而逃离工厂。

让人不能不去反思的是，那些恐惧冠病的富士康员工究竟有多大比例？与他们认知相似的人，在内地社会又有多大比例？他们对冠病的认知是否真的还停留在三年前武汉疫情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讯息不对称？内地网络上那些主张开放甚至“躺平”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又有多大比例？

这是因为中国内地防疫政策确实已经到了亟需考虑有序开放併为有序开放做好充足准备的关键时刻。三年前中国发挥举国体制的强大动员能力，以长痛不如短痛的严格防疫政策，在冠病病毒毒性最严重时保护了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命健康，併成为2020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但随着冠病病毒毒性的明显减弱和传播力的增强，以及全球防疫形势的变化，中国严格防疫的副作用日益凸显，数月前上海封城的冲击便是例证，清零的难度越来越大，疫情反弹的频率越来越高。如果说中国在之前尚且可以通过适度牺牲服务业、力保第二产业来稳住经济大盘和实现清零，但富士康事件说明，民众对于冠病病毒的恐惧已经影响到工业生产。

内地防疫政策势必要在合适时候有序放开，而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又和民众对于病毒的认知密不可分。富士康事件说明目前仍有相当比例的民众恐惧冠病病毒，容易惊慌。不论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客观上都会造成内地防疫政策暂时难以放开。毕竟，任何政策若想达到较好效果，都有赖于广泛的群众基础，否则容易好心办坏事。

正因这样，中国应该趁现在的严格防疫政策所换取的宝贵时间窗口，为日后的有序放开进行准备（疫苗普及尤其是老年人疫苗接种、药物研发和储备、分级诊疗、病牀数量、居家隔离流程）的同时，重视富士康事件反映出的民众认知状况，引导民众理性认知冠病病毒，消除他们的恐惧，为日后政策调整建立民意基础。